一天傍晚，米粉店，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坐下吃饭，我的左耳就遭遇了“声波攻击”。
邻桌小孩脱了鞋踩在椅子上，试图通过大吼引起妈妈的注意。小孩边吼边攥着手，我猜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但她的妈妈似乎习惯了，没有给出任何反应，只是沉默地吃饭。
看着洒落一地的食物和没有得到管束的小孩，我很愤怒，试图通过眼神示意小孩不要再大声尖叫，但无济于事。在我想要出声提醒邻桌妈妈时，小孩已经停止了尖叫。
《佛罗里达乐园》剧照
我的经历就像如今在互联网上能轻易看到的“吐槽”，抱怨着自己如何在一个公共空间被“熊孩子”无差别打扰。而此类事件的地点通常是高铁或电影院等，且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
最近就有高铁乘客在社交媒体发视频，显示自己乘坐的高铁上有两个小孩全程跨坐高铁座椅靠背嬉闹，而家长不仅没有阻止，还掏出手机为孩子留念。当然，在其他新闻里，也有乘客完全不忍，直接大吼在高铁过道玩耍的小孩，被网友戏称为“关音菩萨”。
韩国的做法更绝，为了减少儿童的打扰，越来越多的商铺选择“一劳永逸”地设立无儿童区，禁止儿童进入咖啡厅等场所。
韩国多家餐厅、咖啡馆设置“禁止儿童进入”“no kids”的标识
当诸如此类的事件的“曝光率”越来越高，“厌童症”这一心理学概念反而成为最近的互联网热词，用来形容和我一样对小孩缺少包容心的人，或者说，年轻人。
事件的另外一方，一些同样拥有互联网话语权的孩子爸妈，也成为了“厌童症”的受害者。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出行感到焦虑，把绘本、电子产品、零食和玩具统统塞进随行的包里，希望这些能换来孩子几小时的安静，从而不引发其他乘客的反感。
我们到底在讨厌什么？
厌童症（Paedophobia），一种心理疾病，分属于焦虑症，主要表现为对婴儿或儿童产生非理性的害怕或焦虑情绪，甚至是仇恨。更重要的是，在对多种治疗方法进行研究之后，精神病学家已经可以对“厌童症”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也就是说，如果用“厌童症”来形容当下的“热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对他人施以精神病指控，认为他人是无条件地厌恶儿童。
但在有关“厌童”的各种讨论之中，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表述：不是讨厌儿童，而是讨厌有自我意识但依然带来麻烦的“熊孩子”和不做制止的“熊家长”。
在各式各样的新闻中，引起其他高铁乘客激烈“反抗”的主角总是这样两个形象：一个大声尖叫或者高声重复同一句话，热衷于踢座椅靠背的小孩，和一个无视小孩动作，专心玩手机的家长。
对此，勇于出击的乘客会出声制止，善于忍耐的乘客则会打开微信对话框，说自己正遭受“满清十大酷刑”。当然，秉持着“不会教育，我替你教育”心态，直接“上手”的乘客也不在少数，这类乘客一般也是被谴责对象。
而如果面对的是已经尽力安抚引导的家长，即使并没有能完全制止孩子的吵闹行为，无论是同乘乘客还是互联网看客的态度都会显得温和些，愿意给这样的家庭多一些包容和忍耐。
从现有的反应来看，所谓成年人对同乘高铁儿童的恶意，似乎并不针对于“儿童”这个年龄层的人群本身，而是更关注在“侵犯了成年人边界，却不做任何反应”的行为。
喜欢在高铁上公放视频、脱鞋的成年人，同样在现实和网络中遭到谴责。每年返校季颇受追捧的“大学生车厢”，也是当代成年人坚守边界感的例证。
儿童成为矛头所指 ，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儿童是不文明行为的唯一主体，而是我们拥有了“厌童”这样一个词汇，并正在把儿童与所有的不文明行为建立直接联系。为此，形成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本不成立的对立。
不过，在发疯文学盛行的当下，懒得辩解的年轻人们在接收到厌童的指责时，也说不定会说一句，“是的，我就是那个无差别讨厌儿童的精神病。”
高压下的人类“奢侈品”
在我们都在谈论“厌童”的时候，有一个群体被提及的次数显著增加：不愿结婚生育的适龄年轻人。在很多的讨论中，这部分人是“厌童”的主力军，也自然成为话题中的另一个被谴责的受害者。
在谴责者的逻辑中，这部分人因不喜欢小孩而没有生育意愿，并因此无法宽容地做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育率只有0.78还设立了无儿童区的韩国社会，是最常被用来证明两者间有密不可分联系的“极端”案例。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但是，不愿生育和对儿童的包容心降低之间，应当还有一座桥梁：被不断压缩的物理和心理生存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中，儿童是如奢侈品般的存在。
仍然以韩国作为例子。
比起经济，韩国民众的幸福指数排名落后许多。在2022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作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的韩国在全球146个国家中仅排名第59位。
满分十分，韩国交上来的民调结果只能拿到5.935分。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韩国人巨大的生活压力。
《寄生虫》剧照
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研究所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截至2021年，在19到39岁的家庭当中，超过21%的人其债务-收入比超过300%。同时，韩国也是世界上家庭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些债务，来自高昂的住房成本，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以及刷新记录的教育成本。在韩国人的逻辑中，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未来的前提是上一所好大学，而上一所好大学则需要给孩子提供上补习班或者私人补习的机会。
韩国人对补习班的执着和痴迷，不只是韩剧《天空之城》描述的那般，只集中在社会上层。根据韩国时任教育部教育安全与信息司司长的发言，辅导行业（Hagwon）已经是一个价值23.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05亿元）的行业。
《天空之城》剧照
但经济成本，往往并不止于此。因保育而被迫放弃的工作机会、为了形成家庭而背负的房屋贷款，都是摆在进行生育这项长线投资面前的跨栏。
而结果是，即便投资这么多，也不意味着能保证下一代一定向上流动。与此对应，韩国卫生社会研究所研究结果表明，韩国人对于抚养孩子存在更多的负面看法。
还没做好应对如今境况的准备，才是生育率低下的关键原因，而不是讨厌儿童。同时，不愿生育与对儿童的态度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联。
试想一下，我们如何能让一个已经装满水的杯子，再多装一点水？除非先倒掉一些。
但面对紧缩的社会资源和日益增大的生存压力，韩国人却缺少一个合适的解压阀。血液里流淌着冰美式的韩国人，似乎注定要“一直醒着”。
比如：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后，甚至希望把每周工作时间上调到69小时。当然，韩国人站出来反抗了，目前韩国法定的工作时长依然被限制在每周52小时之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正在试行一周四天工作制。
某种意义上，《鱿鱼游戏》也可以是一部纪录片。
《鱿鱼游戏》剧照
韩国生育率已经降到全球最低，自杀率却位列OECD（经合组织）国家排行榜的第一位。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韩国每26万人中，就有100个人自杀身亡，而精神疾病则是自杀的主要原因。
当压力已经顶到阈值，甚至不惜赴死时，对其他事务的忍耐力不可避免就会下降，也包括考虑以成年人的规范去要求孩子是否可取。
近些年因“公平”而引发的群体摩擦在韩国愈演愈烈，矛盾不只是发生在成年人与儿童之间。在互联网世界中，韩国网友也素来以“毒舌”著称。
不愿生育和疏远，甚至厌恶儿童的情绪，或许也只是同一面镜子。
更好的世界？
社会客观事实是一回事，主观心理又是一回事。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思考，为什么无法真正做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儿童的爱，似乎常常止于自家门口。
毕竟，同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我们身上，现在的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都是值得参考讨论的对象，尽管程度不同、社会细节也有所不同。
如同韩国的社会概况，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迎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阶层流动渠道也不如过去通畅。《我们的孩子》《独自打保龄》以及《下沉年代》都从不同侧面描述了该阶段的社会气氛。
《美国田园下的罪恶》剧照
于是，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学者们发现了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社会话题：为什么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成人和儿童间的对立？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是其中一个，其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认为，对儿童情感的变化恰恰表明我们正面临着市场意义和人类意义间的悖论。
正如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中所论证的，中世纪时期并没有“儿童”这样一个概念，亦即，几乎所有能够独立行动的人类都可以被称之为劳动力。于是，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亚洲的早期历史中，“童工”是被允许存在的，儿童也具有生产性的公共经济价值。
直到人类终于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人类的重要性，童工制度才被废止，义务教育被倡导。儿童对于家庭的意义，开始从经济更多地转向情感。泽利泽将这个时期的儿童称之为“神圣的儿童”，我们开始会为儿童的夭折而伤心，反对儿童拐卖。
《亲爱的》剧照
然而，社会对于儿童的“估价标准”依然没有发生过多变化，人类依然在尝试给情感无价的孩子定一个价格。儿童的保单、教育的投入等似乎都预示着，人们正在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情感价值。也就是如此，经济标准和情感逻辑被放置在一个框架里，儿童是神圣的，但同时也可以被“商品化”。
并且，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儿童实际上仍作为“未来劳动力”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是基于公共经济考量。当提到公共意义时，经济考量的身影又会重现，人们会考虑是否有关儿童的公共项目会“浪费”更多的公共支出。
另一位学者万斯·派卡德还发现，工具主义考量正在蔓延到家庭当中，因为孩子会被视作职业生涯的阻碍或者经济负担。而诸如此类“寄生虫”的指控，只会助推将儿童赶出成人社会的潮流。
于是，悖论出现了。儿童在公共领域中依然是待价而沽的，是一种“私人奢侈品”，情感边界被死死焊在了更小单元家庭的边缘。
《消失的女人》剧照
到此为止，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成人中心主义的世界中，因为绝大部分儿童并不具备如成人那样的讲述力和经济力。我们似乎还没有抵达儿童中心的社会。
正如泽利泽所强调的，可以肯定，我们没有人会愿意回到一个童工时代，那么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能够让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更好共存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世界？
我们常呼吁“儿童是国家最重要的未来资源”。如果我们需要所有人都发挥公共之爱，或许在日趋“紧张”的社会中，首先要做的，是提供“公共”的概念，转变“个人奢侈品”的概念。
《小委托人》剧照
更多的儿童空间，更多的儿童友好政策，给予儿童更多于公共开支上的关心，总比让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一直挤在同一个狭小的公共空间，更有成效。
当我们在批判“对儿童不够包容”是成人中心主义时，也需要想想，这个只提供了一套标准的公共系统，到底有没有尝试给予不同群体共同生活的空间。
在此之后，需要考虑的还有，如何让孩子在新的时代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