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2002年4月24日，星期三。
那一天，竟然有3个4——2002各位数加起来也是4！
“4”与“死”谐音，也许就预示了有大不幸在那一天发生？
那一天，没有任何提示任何凶兆。
那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
那一天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处派人在我亚运村安立花园的“晓庆实业集团”总部，拿走了集团下属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所有文件，拘留了总经理——我的妹夫靖军。
而“晓庆实业集团”董事长，正在公司最东头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喝着“冻顶乌龙”茶，处理各类信件、传真，批阅报告，对正在发生的变故浑然不觉。
这个董事长就是我。我的“晓庆实业集团”旗下有二十多家公司。
那一天前后，文化公司的大部队正在河南焦作影视城披星戴月地赶拍大型历史电视剧《洛神》。
当我打开董事长办公室的大门，诧异地看到办公区里布满了穿着制服的办案人员，各个房间都在被搜查，公司职员们坐成一堆呆若木鸡。财务室里，几位办案人员在和几位会计分别谈话。从长长的走廊走过去，走过去，我走到最西头的总经理办公室，看到妹夫靖军正在几个办案人员的监视下交出公司文件。
“不关你的事，他们要看一些合同。”看到我进来后靖军说。我们都没有想到，那是后来三年中互相看到的最后一眼。
靖军的脸色不好，感觉很紧张。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我问。
“没什么事，您忙您的。”有人回答我。
我回了一下头，没看到谁在说话。大概是办案人员吧。
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您”。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愣。没有人理睬我。
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打搅我呢？我的办公室里这种从未有过的冷清使我感觉到发生的事情不寻常。
怎么会这样子呢？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而我竟然毫无察觉？有过什么迹象吗？
几年来的商海沉浮，我锻炼出了处变不惊的本领。太阳穴一跳一跳地胀痛，脑子却异常清醒。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信条：要居安思危，把事故扼杀在摇篮之中。
摇篮中？摇篮中是什么时候？
我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公司比刚才更加乱七八糟，办案人员正在和大家分别谈话。一个干警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姓朱，旁边人介绍说他是经侦处的朱队长。
“我可以出去吗？我下午约了人谈事。”我问他。
“可以啊！”朱队长回答。
“我明天要去南昌，有一个演出活动，可以去吗？”
“我问一下。”他走到一边去打电话。
于是我就等着。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奈。
“可以去。”队长回来了，答复我说。
我转身回房间拿了包，和司机小齐穿过层层办案人员，进电梯，下电梯，出了大门。
那天，我的日程是和演员翁虹及她的经纪人蔡心喝下午茶，谈影视合作的事情。
一见面，大家兴高釆烈，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热闹非凡。
她们都没有看出我神不守舍。可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她们说了些什么。
电话铃响。小齐打来的。声音在颤抖。
“老板，靖总和会计被带走了，除了你办公室的，所有电脑都被拿走了，公司账户冻结了，公司被查封了！”
看着她们的脸，完全听不见她们的声音。
“啊，是吗？”我带着微笑一边应酬着，一边心里紧张地思考。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整个一头雾水。
直觉告诉我，北京是不能待了。
“哦，真好，这太好了！”我继续自己聊天的热情。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必须马上离开北京。
不，不对。必须马上离开中国。去国外。
我们早就被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是瓮中捉鳖，而我却无知无感，莺歌燕舞。直到今天兵临城下，在我眼皮子底下抓走了集团公司总经理、最亲信的大将靖军，我才知道危险降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笔难写两个“刘”，我真是一个昏庸的“刘阿斗”啊。我怎么这么笨啊？！
“啪！”我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朋友诧异地看着我。
“有只虫子。”迅速地我笑了一下。
大家马上释然了。
唇亡齿寒，敲山震虎，这一切的目的，应该是冲我来的吧？
难道，他们真的会抓我？敢吗？哼哼！
先别哼。必须防患于未然。
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没柴烧。首先要保全自己，才能赢得时间和空间，为自己为家人为公司，平反昭雪。
不然像现在这样，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云里雾里，死都死不明白。
总之，得赶紧跑。要快！兵贵神速，绝不能坐以待毙！
去哪里呢？先去法国。我是法国的永久居民，去那里不用签证。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
我参加了安纳西世界动画电影节；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南特电影节、戛纳电影节……
1997年7月，法国文化部曾经邀请我去巴黎，为我举办了“刘晓庆个人电影展”，法国著名女演员拉芬、好莱坞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著名男演员哈里森·福特、法国文化部外交部官员都岀席了开幕式。
鉴于我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法国外交部破例在一个月内给了我法国永久居留证，这种特殊待遇在法国这个“不移民国家”只有一位俄国小提琴演奏家获得过，我是第二个。
我被告知，只要能在巴黎再待上一个月，就可以获得法国国籍，可我拒绝了。
1986年，美国旧金山、洛杉矶举办“刘晓庆个人电影展”，我也遇到加州大学及美国多方建议我留下来发展的邀请，我都拒绝了。
“我总不能在获得奥斯卡奖的时候，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去领奖吧？”每一次我都这么笑着说。
不过说实话，现在，我有些后悔了。
如果我是法国的公民，就不需要跑了，也不会成为大案要案的主犯了。也许这件事就不会以这种形式发生。我也不需要先去国外保全自己，再慢慢和有关部门疏通了。
可是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呢？已经太晚了。
我如果申请去法国政治避难，一定可以获批。可那样的行为就是叛国，我决不这么做。我要做中国人。
翁虹继续兴高采烈地和我交谈，热情地夸我多么成功，同时赞扬经纪人蔡心多么出色，剧本还写得多么好。
“啊，是吗，是些什么剧本呢？”我继续应酬着。
不能在北京出关，太显眼了。明天不是去南昌演出吗？我从那里直接去深圳，从深圳出关。
手机铃声响了，又是小齐。
“除了我以外，公司所有的人都被公安局带走了。”小齐很害怕，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挂断电话。眼前无数金色小星星在飞。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办案人员究竟在查些什么？
应该是查税的问题吧？
前段时间，朝阳区税务局突然来人把公司所有的账本都拿走了。
开始我们吓了一跳，使劲地问他们，他们说是例行检查。后来又通过朋友问过多次，都说是例行检查。
我们想了想，应该没什么问题。集团只有文化公司注册在朝阳区，拿走的公司账本也是文化公司的。我的公司在朝阳区500家民营企业中一直是纳税标兵，每年纳的税都在100万元以上。
为此，靖军特地去了税务局，专门询问有关人员：我们公司的账本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遗漏没有？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请尽快给我们指出来，一定马上改正。
“没问题没问题。”税务局答复说，“你们是纳税模范企业，大家都知道。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会提前和你们沟通，补上就是了。”
我想也是。我们国家的税法一直在修改完善之中，天天都在变化，有什么新政策，有关税务部门一定会向我们宣传税法、普及税法的，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改正就是了。
可是这次是不是因为税务问题抓人呢？
不会吧？根据我的粗浅了解，是要主观上故意偷税被有关部门指出来还死不认账、三令五申仍然拒不交税，甚至发生暴力事件形成恶性抗税行为才会抓人。我们从来没有偷过税啊！也绝对没有税务部门给我们普及过税法、指出了不足后仍然态度恶劣坚决不交啊！我们还三番五次主动去问呢。每次还都表扬我们。
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因为税务问题被抓起来关进去啊？！
两位朋友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下一个剧本写什么好。
“你们公司需要什么样的题材呢？”她们问。
“哦，这个嘛，”我干咳了两声，“什么题材都可以，关键是看怎么写。”
“对对对。”她们说。
“公司最近特别忙，我得回去了。再联系！”我站起来。
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热烈握手。
“希望有一天能够与你合作。”朋友真诚地说。
“好的好的！”我答应着。心里充满了苦涩。全公司的职工都被抓了，公司都这样了，还合作什么啊？
回到公司，已经人去楼空。偌大一间办公室，见证着我下海经商的辉煌。
这里是“晓庆集团”公司总部及“北京晓庆文化公司”的办公室。
公司地址在北京亚运村安立花园，整个一层我都买下来了。公司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我把它装修得富丽堂皇，向窗外望去，能看到亚运村和奥运村，在这里办公很是气势雄壮。
闲暇之余，我时常在公司里来回踱步，摸着桌子椅子，想到我一个四川来的小丫头，只身闯荡北京，不仅创造出了与同时代电影人相比最多的代表作，在商界也成绩斐然。从零起步奋斗到今天打下这半壁江山，都是我这个被世人誉为“漂亮”的女人创造出来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我从没有傍过什么大款，也没有抱过哪条大腿，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父母评价我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就像一位律师说过的那样：
“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靠自己双手做事，还能纳税，说明她成功，不仅挣了钱还向国家交钱，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尊敬她，爱戴她。”
自从息影到下海经商，磕磕碰碰，摔得七零八落，不知道喝了多少海水，交了多少学费。演戏是感性思维，做生意是理性思维，所以有一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越是出色的艺术家，越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我，却用实际行动打破这个定律。
我连续两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中国富人榜”；我被报纸头版标题誉为“第一老板”；我入选过“世界五位杰出女性”；我获得了克林顿总统亲手颁发的“亚美洲杰出成就奖”……我成了几乎所有女性的偶像。她们佩服我，希望过上我这样不靠男人、不仰他人鼻息的生活，成为自立自强的成功者。
而在男性世界，谁都认为我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
可是现在，我一个人站在宽广辽阔的办公室大厅中，满目苍凉。
靖军、晓红，你们在哪里？他们会把你们怎么样呢？胆子都吓破了吧？
坐上车，我和小齐都无语。
“去玫瑰园吧。”我说。
车子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