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五一劳动节，人们更多想的是这个节日所带来的假期，也许计划着去哪度个假，去哪聚个餐。不过，倘若我们能够借此时机更多的认识劳动，学习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正确地劳动，或许这个假期将会更加有意义。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厂，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
这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罢工工人中流行的《八小时之歌》，当时资本家不断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残酷地剥削工人，他们每天工作甚至达到18个小时。为了争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美国成千上万工人展开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最终获得胜利。国际劳动节就是在样的背景下由第二国际宣布成立。
八小时工作制提出后的3个世纪中，不少国家法律陆续规定实行这项制度。不过，今天很多劳动者仍然处于欺压之中，劳动权益并未得到保障。于此同时，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过劳死”。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日本，过度疲劳曾造成大量中青年人猝死，如今，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
对于过劳死，我们不能全部问题直接归咎于企业，劳工自身对工作的选择和态度值得反思。懒惰恶习固然遭人厌恶，但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赚取过度金钱也不可取，“人若赚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圣经·马太福音）”。
惠顿学院利兰·莱肯(Leland Ryken)教授在其著作《入世的清教徒》曾谈到，清教徒对闲散强烈反感，对工作加以赞扬。他们试图通过明确限制过度劳累来为他们的勤奋找到平衡。“适度工作”是他们的理想状态。
工作既是被造物被命定要去做认识到劳动本身，及其作为对上帝的回应，是尊贵的。清教徒认为，即使是“属灵”也不是闲散的借口。清教徒巴克斯特写道：“无罪的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中治理园子……人在肉身中，身体和灵魂都必须有工作可做。”“不劳动是卑鄙的、罪恶的。”罗伯特·伯尔顿（Robert Bolton）称闲散为“灵魂生的锈、长的溃疡”。阿瑟·邓特（Arthur Dent）在《普通人通向天堂之路》中写道：“上帝不允许任何人生活闲散。”
另一方面，约翰·普雷斯顿警吿说：“注意不要揽事过多，也不要事无巨细、毫无节制地操劳。”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告诫道：“每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都理所当然地”不应允许“他做工过度而”超过了“真敬虔的界限”。而且，“主不让我们贪婪，也不让我们无节制地工作；今天我们不应该为明天操心，因为（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苏格兰神学家罗伯特·伍德罗（Robert Woodrow）说，““我谦恭地认为，我们太过偏爱工作，忽略了更有价值的事情，这等罪将记录在我们的判决书上。””“如果你们有纯洁的热爱，那么你们可以从事世上万事而不被玷污；但当你们过分贪恋任何事物时，它就会玷污你们的灵魂。”
工作本是上帝的祝福，在工作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并享受生命的美好。但如果把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把工作而得到的名声和财富当做唯一的满足，那么工作将成为生命的捆绑和咒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