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做生意的消息传出之后，不知惹来多少人的羡慕。许多人以我为榜样，“扑通扑通”跳下海愣生生地就开始游泳，也有不少人向我咨询取经。
我都发自内心告诫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或是没有好机会，千万别做生意，假如非做生意也千万别做老板，心脏的压力承受不起。
许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几乎都有过这种体会。在低潮时卖车、卖房，什么都卖，倾家荡产，极少数能够站起来走出深渊，更多人就此一蹶不振，再无翻身之日。（低谷的时候，我每天夜里都会被噩梦惊醒。醒来后大汗淋漓，一着急时常想干脆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
细细想来，在文化公司出事之前，确实有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好些事预示着有不寻常的灾祸在酝酿。可是我及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被这些年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财大气粗，有实力，做的又是正经生意，忽略了这些警报，以至于当事件发生时晕头转向，全部傻眼，被人关起门来打狗，叫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叫。
就像偷袭珍珠港，当日本飞机飞来时，正在度周末的美军士兵还说：“怎么大礼拜天的还军事演习？”
那天，靖军接到税务局要来找他的通知电话，一大早就来到了公司，西服革履，点上烟泡杯茶，悠闲地看着报纸等着税务部门的到来。
结果税务人员一个也没有来，来了身穿制服、布满八层楼的几十个警察，把他带走了。
在税务局拿走公司账本之后、靖军还没有被抓之前，我曾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告诉他税务机关对我公司的行为，问他我会不会有什么麻烦。他第一反应就说：“这谁呀？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大大地释然了。就是，谁呀？找骂呢！
几天前，我去杭州开新闻发布会，宣传我投资拍摄并主演的32集电视剧《火凤凰》，不知怎么和媒体又是针尖对麦芒，反唇相讥，心情格外烦躁。
自我做生意以来，社会环境和自己的公众形象变得越来越糟糕。报纸成天对我恶语相向，媒体把我描绘成一个专横跋扈、趾高气扬、鼻孔朝天、不可一世、有钱却没有爱心的骄狂女人。
这种情况简直不知道如何扭转。只是感觉到灾难正在临近，就像在火山爆发前夕，我已经闻到硫黄味了。
我曾对朋友说：“我预感到自己会有一个大危机来临，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但我不知道它会来自何处。”
杭州新闻发布会，我一反常态，低三下四地寻求媒体的同情和谅解，可是记者们完全无动于衷。发布会结束后，杭州电视台请我去西湖边喝茶。看着美丽的西湖，还有往来闲逛的人群，我非常不快乐。
当天在酒店，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得到了确切消息：文艺界将有一个惊天大案，据说已经组成了三百多人的专案组，包了一家酒店，最近就要抓人！
我当时就被震蒙了，放下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是我吗？这个惊天大案就是我吗？我是艺术家，又不是贩毒集团！一想到这里心里又轻松些。
晚饭时，和杭州电视台的胡源聊天，她说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几乎全杭州的人都会去灵隐寺上香，她也要去，很灵的！最好是晚上12点准时上香，有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我马上说，我也要去！尽管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干过。
一直熬到晚上11点多，坐上车就来到了灵隐寺。拨开密不透风的层层人群，站到香炉前面，等到12点钟来临。
还差几秒到12点的时候，我点燃线香，开始许愿。我说了一大堆的话，中心意思是：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公司平安！我自己平安！
过去我从不相信这些，总觉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而那天，站在满地磕头如捣蒜的善男信女中间，看着遍地浓浓香烟袅袅升起像蚊帐一般，心里别提有多虔诚了。
还别说，烧了香心里踏实了许多，还睡了一个好觉。
神清气爽地回到北京。
可是第二天靖军就被抓了！公司全体职工都被审查了！就是“4月24日事件”！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有人说我没有许愿。我说当然许了！就是为了求保佑才专程去的！
有人说我就应该承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说那不是贿赂菩萨吗？
和电影《祝福》里的情节一模一样：祥林嫂帮工的人家嫌她死了孩子不吉利，她拿着攒了好久的钱去庙里捐门槛祈福，刚捐了门槛喜滋滋地回来，主人就把她辞退了！
于是，下一个镜头是祥林嫂遭受晴天霹雳的脸部大特写。
再下一个镜头是祥林嫂愤怒地将庙里自己捐的门槛砍得稀巴烂。
电影的情节和我的情况那么相似。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去把灵隐寺的香炉给砸了？
唉，那么多人求观音，菩萨也要忙得过来啊！还不允许观音菩萨过生日放自己假呀！
接下来就该抓我了吧？
听说监狱里的犯人都要劳动。劳动我不怕。在农村、部队已经吃苦吃惯了，拍电影也够辛苦的。我有底子。听说还糊火柴盒、做些手工劳动什么的。那就更不怕了。我喜欢这些活儿。我出生在重庆涪陵，那是盛产驰名世界的“涪陵榨菜”的地方。每次放学我都去剥青菜皮，10斤挣1分钱，我还挣了好几角钱哩。好好好，手工活儿我喜欢干。要是分配我做这些就行了。
可能还得跟“狱卒”搞好关系吧？肯定不能叫“狱卒”，叫什么呢？同志？那也肯定不行。我是犯人，当不了他的同志。叫“领导”？叫“上级”？也不对。嗨！管他呢。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打我呢？可能不会，国家有规定。不过听说监狱里犯人打犯人。我肯定躲不了吧。只是别打脸，把脸打坏了就完蛋了。我可以抱着头让她们打别的地方——我还得拍电影呢。
拍电影？等我出来就老了吧！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说不准。没关系，我可以从头来过。演不了年轻的演老的，再不就演囚犯，肯定比别的演员理解角色深刻，我有亲身体会。不对，有的演员也蹲过监狱，他们也能演好犯人。不过，他们案情比我轻，我是偷税犯，肯定比他们判刑重。坐牢就得坐大牢，不然就不坐，哪怕把牢底坐穿！就是当演艺界囚犯的一号也行。用我们家乡话说，“吃屎都要吃尖儿”才有意思。只要活着。
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应该不会。不对，好像会！我的妈呀！真的有可能要枪毙我！我要死了！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为什么呀？
为钱。过去没有钱老在书上看到“钱是万恶之源”，不理解。现在刚刚有点儿钱就太体会钱是万恶之源了。
可是我不是为钱。我没有钱——不是，应该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是，是我没有偷税。肯定没有偷税。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人挺不容易的，还担惊受怕。干吗要枪毙我？就算我不是一个雷锋，但我是一只益鸟，至少无害。就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犯了错误也别杀他，让他到战场上去戴罪立功，死在战场上比死在牢里强。别说我没偷税，就算是偷了税，难道不可以悄悄批评教育、让我把钱补齐了再罚些款吗？非得把人抓起来呀？
放我一马，我会感激涕零，更加鞠躬尽瘁做贡献了。不过我们中国，人才有的是，少了我一个胡萝卜照样成席。可能要的就是抓我这个典型吧！杀一儆百，杀我这只鸡吓那些猴。可是鸡只有一生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当典型。我不是典型。弄错了弄错了。
需不需要写遗嘱？需要需要。遗嘱怎么写呢？财产已经被冻结了，账户上已经空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了……
车到玫瑰园了。
三步两步跨上楼，阿峰也来了。
出事的时候，阿峰回玫瑰园取手机去了，他不小心把手机落在家里。当他回到办公室，天地已经变了，公司成了一座空城。办案人员也没有动他。他刚来公司不久，接管的就是现在他负责的发行部。
目前，没被办案人员带走问话的只有我、阿峰、小齐，还有新来的发行人员杨康。
小齐是司机，杨康原来是国家羽毛球队金牌“女双”——世界冠军葛菲和顾俊的陪练，是顾俊推荐给我的。他从国家队退下来后就到了文化公司发行部上班。今天他出去跑外勤，正好也不在公司。
我告诉他们我的决定：当务之急就是逃跑。立即出国！
只有出国才能保存好自己，等待时机。只有自己安全才可以救大家，才能为公司平反昭雪。
我的方案是：趁明天去南昌演出的机会提前到达机场，从机场买一张机票直飞巴黎。
事不宜迟，决定了马上行动，明天就得出关，要快！
可是，公安机关会不会已经把我的名字输入了机场海关电脑里的黑名单呢？
有可能！
马上给我的好朋友刘文萍打电话。
刘文萍是重庆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也是北京重庆饭店的创始人和总经理。我们是老乡，都是重庆人。她认识的朋友多，说不定她能打听到。
匆匆地把今天发生的情况告诉她，把她吓了一跳。我赶紧拜托她找人去机场海关看看电脑上的黑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没有。
她说现在都下班了。她答应找人去问，明天答复我。
我说要快快快，明天我就要离开。
她连声说好好好，就把电话挂了。
我开始收拾东西。身份证、护照、信用卡，忙得在屋子里来回乱窜。拿了这样，又觉得多余，扔回去；再拿那样，也觉得没必要，这些身外之物还要它做什么？命都快保不住了！
这就叫作仓皇逃窜吧？
想不到我们电影里的情节还都是源于生活。
一个人愣在那里，不由得一阵心酸。环顾玫瑰园，这个我刚刚买的大豪宅，也许今生再也见不着了。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回不回得来？
一夜都没有睡。
不断地打靖军手机、晓红手机，可他们的手机都是已关机的提示音。
电话终于响了。
抬头看天，已透出鱼肚白。
小齐打来的。
他说接到通知，要把晓红送到专案组交代问题，我说了一个三岔路口，让他们在那里等我见面。
晓红怎么样？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什么苦，这种打击她受得了吗？
飞奔到约会地点，小齐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一下子冲过去拉开车门坐在晓红旁边，看到她脸色苍白，不停地在发抖，我心疼地伸手去抚摸她的头，被她神经质地一下子推开。
她说她和公司员工都被审讯了一夜，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笔录，其他员工比她早放出来几个小时，她是最后被放出来的，靖军和会计方利被扣下了。
专案组勒令她必须每天上午9点钟准时去报到，他们包了一家叫“金三环”的宾馆，许多人都住在那里，从一楼到三楼全是办事人员。
“惊天大案”！我脑子里飞速闪过这个名词。看来朋友说的那件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了！
晓红颤抖着手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由于手不停地发抖拿不住，卡掉到了坐垫底下，我赶快摸索着把它捡起来。
她说里面有一百多万，她本来要去卫生间把它扔在马桶里冲掉，但怕冲不掉又被发现，现在给我，“把它毁了扔了吧，金钱是万恶之源！”
我望着她，无比心疼。可是我什么也不敢说。我不敢告诉她我要出国，也不敢告诉她任何事情。我这个妹妹是个老实人，平常我总说她少根筋，什么事在她身上都是对穿对过的，她知道就等于全世界都知道了，完全不能保密。
现在这个非常时刻，我更是多一句话都不能跟她说。知道得越少对她越好。再也不能连累她了。
我想拥抱她，但是我不敢。我怕她又像刚才一样受到惊吓。我也会被吓着。我也是惊弓之鸟。胆子已经破了。
“我们是什么案子啊？犯了什么法？”我问她。
“不知道……好像说的是税案……”她说。
“他们没有说明白吗？没有先给你们宣布法律文书什么的？”
“没有……凶的时候就拍桌子喊……”
“问的是些什么问题呢？”我再问她。
“全是收入方面的事……”
“犯法的事我们没有做过啊！我们也没有偷过税……我们没有偷过税吧？”我问。公司的账目我从来就没有管过。
“……我不知道。都是靖军在管。噢对了，昨天他们押我回家搜查，把海外收入的合同全都拿走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
文化公司的海外收入全是外汇，海外账号是我的名字，公司是私营企业，我是绝对大股东，其他一点儿小股虽然是父母的名字，也是我写上去的。所以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我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前段时间，税务局把所有账本都抱走以后，防患于未然，我曾将海外收入的合同放在一个朋友处，后来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以为自己杯弓蛇影杞人忧天，又傻不拉叽地去拿回来了。
刚一拿回来，得，就撞到枪口上了。什么枪口上，撞到原子弹了。
海外收入我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虽然我从没有打理过税务问题，可是把我抓进去问一下总是可能的吧？
应该说，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是出于偶然也出于必然。那么多迹象都预示有大灾难发生，可是我们一直自信、自傲、不觉察、不敏锐、不居安思危，就像火山爆发前鱼虾都死了，蚂蚁老鼠都大规模迁移了，还没有感觉，那喷发出的通红岩浆不该淹没我们这些人吗？
只有自己是自由的才能救大家。要是我也进去了那就全完蛋了。
“专案组问到我了吗？”我再问晓红。
“一直都在问你。主要是问你知不知道。只要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凶起来。”晓红仍然在哆嗦。
“在车上好好休息。问你什么说实话就行了。反正你也编不圆。”
我相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不就是税的事嘛，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又没有参与过偷税。公司前后几个会计，没有一个会计我跟他一次说话超过三句以上的。我从来不管这方面的事。根本就不懂，再说我也忙得很。
所以晓红也编不出什么来。要教她撒谎，那才会漏洞百出呢。那不是把她害了？
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诸如“别担心，有我呢”或是“不怕啊，事情会过去的”或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等等平常我一说就立刻奏效的话，可是我说不出口。别说她不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现在是“惊天大案”的首犯，正是因为有我大家才这么遭罪，事情也不会过去，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确实是一个灭顶之灾！
我也不能给公司员工打电话安慰他们。每个人都吓死了。在这个时候我说话是最没有力量的。恐怕大家躲我会像躲蝎子一样呢。不能再给他们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