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南昌。
除了在飞机上，我一直疯狂地打电话。
翻遍电话本，向每一个我的朋友或是我认为有能力有本事哪怕是一面之交的人求援。
好多人答应帮忙去问问，但一听说这么大的来头都表示没有办法。再打过去，就不接电话了。
我很理解。
与此同时，我的几乎每一个朋友及所有生意往来都受到了牵连，有些公司7年的账本全被有关部门抱走，有好些人因为我的案子被传唤到不知什么地方，隔离审查。
专案组力度之强大犹如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般压下来。感觉不仅是要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要把我身边的“可疑人员”一网打尽。
大家都给镇住了。谁都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阵势。我惶惶不可终日。
到了南昌，站在舞台边上，我还在不停地打电话。
舞台是临时搭的，在一个宽阔的有点儿像仓库的房子中央，四周都坐满了观众。看见李湘坐在台口，她是晚会的主持人。我被人群团团围住，在裹挟中挣扎着到了侧幕，和李湘互相点头微笑，打了个招呼。
很多人冲上来要我签名，都被挡开了。我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台上，思绪乱成一团。现在有谁能救我，救我的公司？
过去为什么不去抱一个“大腿”呢？现在就可以找他啊。或许我抱了一个大腿，什么麻烦都不会找上门了。
我苦笑了一下。这就是个性决定命运吧。
该我表演了。前面的节目是几个穿得很少的年轻女孩在没有章法地乱舞。
突然停电了。全场一片漆黑。
所有人齐声尖叫。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心如止水。说是“静静地”，还不如说是“木然地”来得恰当。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黑暗算什么？过去，我随北影剧团去工厂慰问，前后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笑说我“喝凉水都塞牙”。现在的情景，不正是这样吗？人一倒霉就会倒到底。
眼下最大的问题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部门在查我们，怎么会发展到抓人这一步，始作俑者又是谁呢？
整个一个“蒙叉叉”……
脑袋瓜子都快想烂了，还是一团乱麻。
灯亮了。该我上场了。
音乐响起，我忘情地歌舞。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登台，也许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像这样为大家表演了……
强烈的追光从我脸上划过，突然点醒了梦中人！
刚一下台，穿过崇拜欢迎高喊着我名字的人群，拎起裙摆就向场外奔跑。
我一把拉住阿峰的手：“我要给F打电话！我坚信他是发起者，我得罪过他！我要向他示弱，让他高抬贵手，放了靖军，放了我们！”
飞快回到房间，迅速关上门，强迫自己冷静了几秒钟。
把气息调匀，给F拨电话。
“喂，哪位？”
“我是刘晓庆。”我的声音清晰、平静。
“……”电话那边停了片刻，F问：“什么事？”
“靖军被拘留了。是你干的吧？”我问他。同时听到那边“咔嗒”一声，凭我的直觉我相信是开了录音。
“刘晓庆，你完蛋了！你偷税漏税，你不是拍《火烧阿房宫》吗？不是拍《火凤凰》吗？你就烧死吧！还拍《洛神》，你这个神话从此落了，再也起不来了！”
听完了他充满怨毒的诅咒，我说：“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我会感谢你的。”
“晚了！现在谁也帮不了你了！你怎么早不来找我呢？你还是狂，还是傲，你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轻轻挂了电话。是。我是晚了。他说得对。
这些年，我确实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不仅戏演得好，经商也是天才，尤其是经营文化公司结合自己的本行，更是如鱼得水，确实不知道天高地厚，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风流人物舍我其谁？认为自己的企业已成气候，“撼山易，撼刘氏企业难”，没有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才酿成今日之大祸，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阿峰从门外进来。他说走道里有好些人，可能是监视我们的便衣。
不会吧？我猜测应该是负责我安全的当地保安。去每个地方参加活动不都是这样吗？
阿峰说：“不像。相信我的直觉。”
我立刻站起来：“那我们得尽快离开！连夜坐火车去深圳，正好可以赶上明天的飞机。”
我给主办单位打电话，请他们查火车时刻表，要最快发车的那一班火车。
查到了，有凌晨3点的火车，路过南昌，终点站是深圳。
“请马上买票。软卧车厢。把4个床位都买下来，不想有人打扰。我们现在就出发。”
赶快收拾东西。
我带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是我去国外的一些必需品。把衣服、化妆品胡乱扔进箱子里，扣上箱盖提起来就往外走。
过道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阿峰，阿峰指了指楼下。
来到大厅，主办方赶忙出来欢送我。沙发上好几个人，三三两两的，或在谈话，或看报纸，没有人理睬我们。
出了大厅坐上车，扬长而去。脑海中只闪过一个念头：怎么这个地方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有许多观众围观呢？
至少我们大呼小叫地在那里告别，这么大动静条件反射也得回头瞅一眼吧？
哦，可能是时间太晚了都困了吧。
东张西望地进了软卧包厢，除了列车员没有看见别人。看来是我们多虑了，杯弓蛇影。“扑哧”一下，自己竟然笑了。
主办单位给列车上打了招呼，说是我来坐火车，列车长特别热情，到车厢里来和我们聊天。东南西北地扯了一通，我不经意地问道：“这个站除了我们没有上别的旅客吧？”
“有啊！”列车长回答，“隔壁房间上了好几个人，也是去深圳。”
我心里“咚”地一下。
“这么晚还有这么多客人上车啊？平时也这样吗？”我再轻轻地问他。
“平常不这样！就今天客人多！快‘五一’了，都惦记着出去玩儿呢！”
列车长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出去了。
我和阿峰你看我，我看你，愣了好半天。
阿峰站起来，也出去了。
很快他就回来了，轻轻但迅速地把门锁上，压低了嗓门跟我说：“就是跟踪我们的！我听见列车长和列车员在聊天，说我们隔壁的人是北京某执法部门的，出差有什么公务。假装路过时我看了一眼，其中一个人还戴着耳机，一直在和什么人通话。”
原来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肯定从北京就跟上我了！不，在抓靖军之前就跟上我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直被蒙在鼓里！像傻瓜一样！就是一个大傻瓜！
我是谁呀？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不就是一个拍电影的做了点儿生意吗？
怪不得出酒店时门外没见到围观的人。都让他们清场了！
怪不得在大厅没有一个人回头瞟一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我要干什么！
那些三三两两谈事看报纸的都是便衣，我说呢，大明星刘晓庆下楼，主办单位的人热情洋溢出门送我说话那么大声，我花枝招展前呼后拥的，高跟鞋还“咯咯”乱响，当地人怎么也要看上一眼嘛，那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抬头，这首先就不自然。到底不是干演员的，碰到我这位表演专家火眼金睛随便一扫就露馅儿了。只不过我当时只顾着仓皇逃跑，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些疑点罢了。
嗨，都这模样了自己还提劲呢。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一定得摆脱跟踪！得换一种交通工具！
我们两个小老百姓鼻子碰鼻子，紧张地研究起方案来。两个完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臭皮匠”居然要和强大的机关抗衡，真是太自不量力了。可是我们想不了那么多，反正都是死，困兽犹斗，拼了！
我决定从武昌下车。可以叫朱静来火车站接我们。朱静，是武汉电视台的著名制作人、编辑、主持人，是我多年的朋友。然后，我从武汉再乘飞机去深圳，这些人就跟不上了！
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可是我一点儿睡意都没有。看着车厢顶，就这么干耗着，等待天亮。
天终于亮了。
给朱静打了电话，说我路过武汉，请她来火车站接我们。
朱静特别高兴，说她这几天正好没事，可以好好陪陪我。
怕隔壁听见，我故意朝向窗户，压低了自己的嗓音。
挂断电话，我用唇语问阿峰：“隔壁听不见吧？”
“应该听不见吧？”阿峰也没有把握。
肯定听不见。他们又不是孙悟空，我就不信他们有顺风耳千里眼！
阿峰点了一下头。希望吧。
自作聪明的我怎么会想到，他们就是有顺风耳千里眼！车厢里早就安上了监视器，我们的一切都被一览无余！
列车终于缓缓地驶进车站了。我们站起来，准备下车。
列车员来换票，送我们。我问列车员，声音小小的：“隔壁也下车吗？”
列车员看了看，点了点头：“是啊！”
我们站在车门前面，他们站在车门后面，我扭头看向他们，他们看往别处，全都装傻充愣。多可笑的画面啊！
下了车按照预定的计划，我们来到了车站大厅。他们也来到了大厅。
我假装看大厅里的列车时刻表，那几个人戴着耳机就是不看列车时刻表和我。
走到一个服务员身边，我悄悄告诉她我是刘晓庆，现在被记者跟踪，问有没有别的特殊通道可以出站。
服务员先看了看我，很快流露认出来了恍然大悟的欣喜表情，又看了看那边的人，轻声说：“跟我来。”
阿峰提着大箱子，我穿着高跟鞋，紧跟着那位服务员，突然加快脚步。
我们上了二楼，拐一个弯，来到了贵宾室门口，看都没敢往后看一眼，也不知道他们跟上来了没有。
进了贵宾室，我告诉服务员把门锁上，别让那些记者进来！
服务员答应了一声就去锁门。
我忙问她从哪里下楼出站，她指了指旁边。我一边忙不迭地谢她，一边跟着把大箱子扛在肩上的阿峰冲出门口，下到一楼，混在出站的人群中来到大街上，伸手拦了辆出租车，把箱子甩在后座跳进车里。车轮转动，离开了火车站，这口气才算是喘了过来。
“师傅，请把我们送到订机票的地方。”我说。
“订机票？有的！”司机说了一个地址。
我给朱静拨了电话，告诉她不要来车站了，我们在××地方碰头。我把电话交给司机，让他和她讲清楚是哪里。
回头看了看后面，没有什么可疑车辆跟上来。阿峰也回头看，我向他摇了摇头。
“订机票得说名字吧？”我突然想起来。
“是呀，这是必须的。”阿峰也醒悟过来。
“名字再加上身份证号码，不就是我本人吗？”
“……”
我的心又提到了半空中。
“不过这个售票处那么小，也许还没有那么发达吧。”我又自己安慰自己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
现在只有寄希望深圳去香港的码头电脑黑名单里，还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了。
靖军刚刚被抓我就跑了，动作够神速的，有关部门应该不会真的对我下手，发通缉令，封锁全中国大大小小的海关吧？
下了出租车，阿峰去买机票，我等朱静。
从箱子里拿出洗面奶躲在垃圾桶后面卸妆，登台唱歌的妆容有些太浓了。路过的人一定以为我是一只刚下班的“鸡”。
谁会想到这个衣冠不整、神情憔悴、满脸油污的“三花脸”就是当代的大明星呢？
朱静来了，兴高采烈。阿峰也出来了。我们上了朱静的车。
我陪朱静坐在前排。相比朱静的容光焕发，更加显得我“花容惨淡”。
“怎么你们显得这么疲倦啊？”她诧异地问。
我转头看了看阿峰，他也不大像人样。
“哦，我们昨晚在火车上没睡好。”我胡乱说着。不能告诉她真话，不能连累她。况且，也说不清。
朱静立刻就相信了。唉，善良的人就是这样不设防，容易轻信别人。她怎么能够想得到坐在她车上的我现在是一个正在潜逃的惊天大案的首犯呢？
在车上我仍然一个劲儿地打电话，通知我在深圳的朋友我几点的飞机、什么航班、几点到达，仔细和朋友商量如何出关去香港最快最近。
最后终于商量妥当了。到深圳后直接去机场码头，从那里坐船去香港只需要一个小时，他们会把船票提前买好，头等舱。大家都要到深圳机场接我。
我连说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对方坚持说我好久没有来深圳了，一定都要来接。
在我口干舌燥说了无数遍不用太麻烦了之后，对方终于答应做工作尽力控制来机场的人数。
“越少越好！”放下电话，我疲惫地靠在椅背上，下意识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朱静转头看我。我马上堆起笑容。
联想到我在南昌舞台边，候场时挤出来的笑容，这就是典型的“面具表情”吧？
朱静一直在跟我热火朝天地聊天。当时聊了些什么，说实话我到现在一个字也不记得，满脑子都是即将到来的“闯关”。我能出得去吗？出去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肯定会好想念好想念中国。我终于要长期旅居国外了。可我是多么地不情愿，多么地无奈啊。
想到这里，我的眼眶立刻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