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进了深圳特区报社的酒店“迎宾楼”。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北京是回不去了。听公司的人说，税务和专案组都在等我回去。晓红被勒令每天上午9点去西三环宾馆报到，去了以后要不就叫她交代问题，要不就没人理睬，在那儿候着，什么时候通知她可以走才能离开。
靖军和会计方利还是不知道下落。被拘留了也是我们猜的。让晓红送东西送钱，也是交到某个地方，由那个地方再送过去，除此之外音信全无。
每天都在恐惧中生活。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会醒，也不知道能不能醒。
李治平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非常愤怒。“你怎么会偷税呢？一个艺术家，又不懂得账目！”
我说：“你还是离我们远点儿吧，别把你再连累了。”
好多朋友都不敢再帮我的忙了。王学群律师在帮我买了机票后就被专案组叫去训了话，还被要求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参与和我有关的一切活动。刘文萍由于和我来往密切，替我打抱不平，有关人员开了一辆车来，把她当总经理的重庆饭店所有账本全都搬走了，说是要严查他们的税务问题。
我们给靖军和方利请律师都请不到。
哪位律师和我们接触或是准备接我们的案子，就会接到有关部门的一张传票，要查他的税。每一个和我有生意往来的企业和个人都在被审查，每一个我聘请过的导演、演员、摄影、化妆和剧务人员都被一次次叫去问话，有些资金往来过的朋友还被单独隔离一段时间，家人都不知道身在何处，是死是活。这桩“惊天大案”的规模之大，牵涉面之广，据说在文艺界前所未有。
税法在今天还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个人在税务上一点儿瑕疵都找不出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愤愤地认为，想给你找茬儿就看套用哪条税法了。
说起来我也是被“二次革命”了，税法刚刚实施不久，我就经历过著名的“偷税”风波。
那是1988年，我迫于生计四处“走穴”时，曾经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刘晓庆偷税17万”。
本来活得好好的，可是在这一天，情况就改变了。突然接到青岛税务局的处理通知，说我偷漏个人所得税17万多，加上罚款，共计36万。
36万！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把我们全家绑起来一块儿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青岛税务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都没去过青岛演出。
而且，限令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到青岛税务局去交清，如果有异议，也得先付了全款之后才有资格提出异议。别说我没钱，就是有钱，取钱、买车票、上车、赶路、找到税务局、约好时间、隆重交出，一个星期也都过去了。在当时，36万元光是跑银行取现金都得取几个月！
我算了一下，17万的税，也就是说我大概赚了近30万元，可是除了银行存款，再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背心、裤衩什么的全都算上，我一共也没有这么多钱啊！
当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自认为是一只好猫。我承认我曾经发过感叹，“这么多钱怎么用得完”，可那离30万还早着呢！我是冤枉的！真恨不得有“包黑子”包拯的开封府，我可以马上去击鼓升堂，或是写好状纸拦那青天大老爷的轿子，一溜儿跪步扑到那轿门前，大喊一声：“冤——枉——啊——”
可是我不敢喊。连说也不敢说。要是走漏了风声报纸一登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全完了。可是这17万的税是哪里出来的？
我拜托律师问过几次税务局，他们不说，让我好好想。我好好想了，想不出来。
又得到消息，《人民日报》经济部、《经济日报》都知道了我被“裁定”偷税17万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裁定”这个词。听说有一位记者已写好了文章，即日就要见报。一听这消息我就给惊着了。
后来知道我在“走穴”过程中，曾经用过青岛一家单位的演出证。肯定就是这玩意儿把我给牵连上了！
可是我刚开始“走穴”演出酬劳低，虽然场次多，一场从20元钱开始，最多也就150元。况且“穴”也不是天天走，拍电影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黄金”时间。用青岛演出证的收入不应该上税，那会儿税法不是还没有公布吗？
税法实施以后，我“走穴”走得很少，又拍戏，又离婚，还去美国、法国办影展，“走穴”场次也开始少了。而且在“走穴”当中我已经有过一次血的教训，在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税法这件事的时候，税务局突然袭击，抽查我领头的演出团，当头来了一闷棍，打晕了我们全体，大家挣的钱差不多在那一次全都充公，还交了罚款，损失之惨重足可以使我们记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就处处小心，每个地方的收入都由我亲自签字交税。
这一次又来了！为什么？我又怎么啦？又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怎么又拿我开刀啊？我已经被弄过一次了。一点儿创意都没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吗？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吗？！
赶紧，召集各方面“走穴”的组织者，让他们坐下来算账。
屋子里烟雾缭绕，人手一台计算器，一边算账一边听汇报一边讨论。虽然这种情景在我后来做生意时多次出现过，可这第一次出现却是为了“偷税”裁定。唉，人生怎么这样，乱七八糟地千姿百态啊。
长长的时间过去了。终于查完了。答案是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又查了三遍。有许多账目是给演员的单位交的劳务费。劳务费！我眼睛一闪。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李翰祥导演的《西太后》摄制组曾有过一笔交付过去的借用我这个演员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账的。多少钱？45%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按。出来了。差不多就是17万！在这里了！肯定就是这一笔！
这是给电影《西太后》剧组的赔偿费。因为片子是香港导演李翰祥承包拍摄，我和他有合同，李导演怕主演不在停拍会给摄制组造成损失，坚决不放我去“走穴”。“穴头”心急火燎，于是答应给《西太后》剧组一笔赔偿费。
应该是有关部门把这笔资金认定成我的个人收入了。
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那笔钱，也根本没有碰过那笔钱，纳个屁的税。
我的心一下子天翻地覆。这笔款项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呢？
“我们看你忙，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
“是谁去谈的？”
“穴头L。”
“跟谁谈的？”
“《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
“什么理由给钱？”
“组里要的赔偿费。”
“谁去送的钱呢？”
“L。”
我长出了一口气——不行。还不能先长出气。
得先摁着报纸。绝不能让自己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变黑。“挣那么多钱还偷税”绝对臭遍大街。这件事当时特别“时髦”，非常敏感，最容易激起公愤。
《人民日报》的记者联系得怎么样了？必须得扑灭火种。燎原起来可不得了。千万不能让他登报纸。
我是中国电影新时期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赶紧打电话给朋友。
我今天晚上就得见到那位记者。必须见，非见不可！不然就来不及了。再不，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朋友说她已经与赵志文联系上了。
“谁？你与谁联系上了？”
朋友说：“赵志文啊。就是那位《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大记者。”
我说：“呵呵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朋友说：“他开始不愿意见你，后来我说了半天劝了半天，现在人家好歹同意了。”
我说：“好好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怎么样？就今天晚上！”
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我说：“不着急还得了？再不着急就死路一条了。要是我死了你见不着我不想我啊？不然你还得给我往监狱里送饭，天天送饭月月送饭年年送饭你累不累啊？”
朋友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OK，约好了！
去见大记者的路上，说实话心里十分紧张。坐在车上靠着椅背心里不停地“演习”。
我设计好进门的表情，坐下来的态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时候低沉什么时候高亢，说到哪句话时要停顿，要运用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理论，叫什么“名角的停顿”，说哪句话时要哽咽难言，另外千万别忘了掉眼泪。在什么时候掉、掉几滴，全都要想好。掉了眼泪以后要把头往上一扬，再转换表情，说下一个段落。
要是到时候眼泪掉不出来怎么办？不会吧？我得使用技巧，最主要是先积累。
我告诫自己，假设赵志文态度不好也要忍住，绝对不能恼羞成怒。要知道我已介乎于明星与囚犯之间。到监狱只差一步路，脸皮要厚一些。到哪个山唱哪个歌，此一时彼一时，要学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小不忍必乱大谋。
车快到了。抓紧时间把表演设计的要点再重复一遍。又忘得差不多了。那段时间刺激太猛烈，脑子不大好使了。我不会得“少年痴呆症”吧？
车“嘎吱”一下停住，替我联系记者的朋友站在车头前，风风火火打开车门就告诉我，赵志文已经来了，在楼上。
三步两步跨上台阶，也没问在哪个房间我就一把掀开了面前的门帘。里面一桌人全都回头，惊愕地张大了嘴，几个人一起叫：“刘晓庆！”我赶快把帘子一放又去掀第二个门帘，朋友才拉住我说：“跟我来，别像一只无头苍蝇。”
过了一道门，再过一道门，终于到达其中一个门前。这一次是由朋友打起帘子，一眼就看见一个坐着的背影。那个背影站起来，转过身，瞬间我感觉怎么那么高大。只听见朋友介绍说：“这是赵志文。这是……”
一股热气冲向我的喉咙，既看不见又听不见，我用最大的一点力气告诫自己不能哭不能哭，这不是设计方案。千万要忍住，不要功亏一篑。
我转身走向座位，一边走一边拼命捯气，捯得差不多了再坐下来，转过身时已是笑脸盈盈。
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赵志文比我想象的要和蔼得多。我事先做过的计划、想好的台词全部无影无踪。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来着？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能坐在那里直咽唾沫。
朋友打破了僵局。她胡说八道把税务局一通乱骂。骂了没有几句触动了我的肝火，我不由自主开始帮腔，越说越来气，越说越激昂，我的爪子伸了出来，牙齿露了出来，全部恢复了本来面目。
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头到尾把想到的都说了一遍。我怎么去演出，怎么第一次上税，怎么有了教训后再也不敢偷税，怎么来的17万，税务局怎么裁定，这是“文革”以来最大的冤案，等等等等。
突然想起我忘了掉眼泪。哎呀！真糟糕。可是在这个时候掉已经来不及了。再说情绪也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再绕回去。情况和我事先想好的全不一样。现在气得眼睛干干的，要掉也掉不出眼泪来。本来想演一个弱者，可是现在事与愿违，变成一个“母夜叉”。怎么办？我赶紧观察赵志文。他肯定觉得我是个泼妇，更讨厌我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和煦暖暖的灯光中，我看到的是一双亲切、理解和同情的眼睛。
从那一瞬间起，赵志文成了我永生难忘的朋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没有偷税的人。
总算把媒体给摁下去了。这下子，我一颗心放回半颗到肚子里。
我一个四川来的黄毛小丫头，只身来到首都，风风雨雨几十年打下江山，怎么可能不分外爱惜羽毛呢？在这个“毁人不倦”风行全国的年代，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谁会爱惜你？
紧接着，我和律师专程飞往青岛。
到了青岛执法机关，当面对账，说明情况。
我随身携带了《西太后》摄制组收到劳务费的正式发票，上面有导演李翰祥的亲笔签名。
这一纸关键性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我本人并没有偷税漏税行为。
就这样，我把已经踏进鬼门关里的一只脚，硬生生地拽了回来。
一段时间之后，有关部门居然改变了“裁定”！
我拿到了重新下达的“通知书”。
没有了17万，没有了一倍罚款，当然也没有了36万这个数字。可是，在最后一行留下了“另将继续审查”这句没有期限的永久枷锁。
因为这段文字，我永远不能出国，永远头上悬挂着“另将继续审查”之剑。而这把剑已经挂上了，就意味着再也不会解除。
这份“通知书”是最后结论。
曾经的兔子成了乌龟，再也爬不上高山了。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不过，我的天性是：既然能够为自己讨回清白，就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
后来的一天，终于不堪忍受，我亲手操刀，裁掉了“通知书”上的最后一行，重新复印了文件，“瞒天过海”，获得了进出国门的许可令。
记得当年，从青岛回北京的那一天，自以为蚍蜉已能撼树的我，在飞机上步履轻盈。坐到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还哼起了小曲儿。
空中小姐在过道上发报纸。我伸长手要了一份。唉！好久没读书没看报了，也该了解了解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了。
看了国际版看国内版，看了国内版看体育版。心有余悸眼睛却不由自主往文艺版溜过去，果不其然我的名字跃在眼前：
“刘晓庆亲自去青岛补交17万个人调节税。”
…………
1988年青岛之行，给后来的我播种了“灾祸之根”，埋下了万吨炸药。终于，在2000年，两位离开晓庆文化公司的雇员，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昔日下属，向上级机关写了对我的实名举报信，点燃了TNT的引信。
我只赢得了12年的自由，却付出了全家被抓捕进“秦城”、我被关押422天、名下19套房屋被拍卖充公、公司被查抄及个人资产被没收的惨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