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一切都是黑沉沉的。
黑沉沉的天，黑沉沉的地板，黑沉沉的脸色，黑沉沉的内心。
听到许多关于秦城的传说：这里血腥味太浓，阳气太少，阴气太多。每逢忌日，鬼魂就会回来，发出一阵阵悲惨的哭声，带走新的生命。
夜晚，同号的会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听！他们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我还学会了在押犯们创作的《秦城之歌》：“一滴泪，滴在冰冷的手铐上，爹娘啊，你们在何方？……”
隔三差五，我就会梦见死去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婆。
他们就像生前一样，和我们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边，爸爸戴着护耳、帽子，妈妈戴着手套，外婆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突然惊醒，才想起，他们不是已经离我而去了吗？
那一晚，梦见妈妈。
她从铁窗栅栏缝中飘进来，脸色红润光泽，精神焕发。拉住她的手，我问她在那边怎么样，她点头不语。然后她走回窗前，回头冲着我笑。我呼唤她：妈妈——
她对我招招手，清晰地说：“来嘛。你来。”
说完这两句话，妈妈竟然跨出窗棂，消失在阳光中。
这些梦境到现在，仍然就在眼前。
可是422天之后我出了秦城，魂魄怎么再不入梦？
没有钟表。不知道时间。每天估摸着过。有经验的号友会说：现在11点了。或是说：下午3点了。
一段时间后，感觉她对时间的判别可谓精准。因为，每当她报告之后差不多时间，就放午饭了！再报之后应该的时间，就放晚饭了！
夏天清晨，总是聒噪的蝉鸣。
秋天，是秋天吗？天刚蒙蒙亮，起床时总是听到鸟在一声声叫：“布谷！布谷！”哦。这就是布谷鸟啊。我立刻就猜到了。布谷鸟的特征也太明显了。名字也太准确了。只是叫声感觉凄惨，仿佛杜鹃啼血，一辈子都会萦绕在我耳中。
那天，我听说只要判刑以后，就会被派去做劳工，种地摘棉花什么的。
啊？是这样啊？
也许像我这样的，还可以做囚犯广播员，活跃监狱文化生活？脑海中，顿时出现了蓝天白云，一群人挥汗如雨。自己当知青时就是这样的情景啊！
我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了。去吧！去吧！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让它们随风而去吧！反正都已经这样了。突然之间一身轻松，反而向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囚犯生活来。
想当年，我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文艺专业的毕业生。我们全班同学，响应毛主席“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要分配到农村去当普通农民”的号召，一半分配到少数民族地区，一半分配到农村当了普通农民。
我到了宣汉县农场，户口都迁过来了。每天，我扛麻袋，装船，挖地，种玉米……劳动非常辛苦。对我这样城市长大的娇气包来说，大大超过承载能力。
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8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
有小伙子出现过，可是不满8个月。因为我被调到襄渝前线修铁路了。
那时候，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刘医生”。
我还借了一架扬琴，在音乐学院的专业不能丢。每天早上6点出工，我4点就起来练琴。
白天干活儿，晚上我和村民时常到水田里夹鳝鱼，或是打着手电到田坎上去抓青蛙，必要时用裤腰带和鞋带拴我的战利品。回来后或是清蒸或是红烧，给大家改善伙食。我采摘满山遍野的桑葚当水果，晚上经常在晒坝上自弹自唱，给大伙开晚会。大家都喜欢我，说我是“快乐的人”。
好好好，判刑了好！当囚犯好！比现在当犯罪嫌疑人好！
虽然我现在铁窗烈火，只要不把我枪毙，总有出去的一天。
出去那天是什么情景？
监狱的大门“轰隆隆”地打开，从门里走出一个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太婆，背着小包袱，没有任何人来迎接，我向远方走去，走去，逐渐变成剪影……
不。这样不好。
最高不就是判七年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怕！我要雄起！
我要再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不同的未来，这是我唯一可以掌握的命运。
知识、健康、亲情，只有这三件才是属于自己的。
只是肯定不能再当演员了。可惜。悲哀。
可是我可以干别的呀，比如后台工作？端茶送水什么的。又振奋起来。
从这天起，我开始每天跑步。重中之重，是要把身体保护好。
小小的只有几平方米的监室当然不能跑步，也看不到时间，我就数步子，每天早晨跑8000步。我“跑步”的时候，其他几个号友都得贴在墙上，这样我可以在四方块的面积里跑两个对角。
我每天冲凉水澡（因为监室里冬天也没有热水），哪怕是北风凛冽，大雪纷飞，除了生理期，一天都不间断。
我每晚9点睡觉，早上6点起来，睡得和动画片《白雪公主》中的男小松“汉斯”一样，向左向右深呼吸。
我每天吃玉米面窝头，喝玉米粥，当然大家也是一样。
我拾掇起刚来时带的英文书，学习哑巴英语，我知道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空闲时间学习语言了。
我请律师带进来《琼瑶全集》《卫斯理全集》《古龙全集》……金庸的书早已看过，我去香港时他还曾签名送给我。我要研究他们为什么这么有市场、风靡一时。万一哪天我出去了又做制片人呢？（闭嘴！）看完之后我要把书全部捐给秦城看守所，让后来失足进来或走向刑场的人能够转移片刻的绝望。
我定期写文章投稿给看守所的小册子，登载时当然会隐掉我的名字。记得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人都问我“别人都出国你还爱国？”我回答说：“我不后悔。”
这段文字小册子上没有看到。可能会暴露我的身份被隐去了。
我给同监室的人编排集体舞，应该说是集体操。元旦快来了，让她们代表我们号参加表演（我应该是不能参加的）。我们排练得很是卖力，早晨都不用跑步了。我指导得非常严格，甚至严厉，这种状态使我脑中依稀闪现以下遥远的经历——
如同一个母亲溺爱她所有的孩子，我对我拍过的每一部影片、我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深深的热爱。不管角色大小，每当停机的时候，我总是对角色充满了眷恋之情。因为我要塑造不同的人物，我知道与这个角色分手将永远不会再来。
我对每一部所参与的影片都有一种护犊之爱，这种感情常常使我几乎不能看自己主演的完成影片。
当我坐在放映室里，一切声响对我来说都好比雷霆一般：空调的声音、衣裙的窸窣声、咳嗽声、擦火柴点烟的声音，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开门、走动和说话的声音，还有那“万恶的”打呵欠的声音！
我向每一个发出声响的地方投以怒目，激愤得不能自制。甚至连导演解释影片的声音，我也不能容忍。我时不时地忍耐不住，低声而愤怒地呵斥：“不许说话！”“不想看就出去！”
等影片放完时，我已精疲力竭。
有一次我的片子刚刚放完，我就在放映间大发其火，弄得导演和同事们莫名其妙。
可是我在监室里排练的舞蹈没有获得通过。原因是场地太小了跳不开。我直埋怨她们为什么在管教审核时不像我们在排练时那样重叠起来跳，她们沮丧地说你不是告诉我们正式表演时要排成一字形吗？
我向管教申请打羽毛球。请她告诉律师给我带球拍和球来。
我们每天放一次风。我是单独放。一次放风大概五到十分钟。在几栋高楼间的狭窄地面上。虽然狭窄，但是看得见一米天空，看得见些许阳光。还有绿树，小草。
雨天雪天都不会放风的，我们都非常虚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生病了很是麻烦。一个同号曾经拉肚子，被戴着手铐押送着去了特定的医院。中午医生吃饭了，把她铐在大门上等着。
我要是病了，可以去医院吗？戴着手铐？还不够丢人现眼的。现在外边怎么样了？我肯定是臭遍全世界了吧？
“没有啊。”来看我的律师回答说。
他安慰我呢。不想了！想也没用。
我竭力说服管教打羽毛球。以我的亲身体验告诉她们打羽毛球的好处。“与其放风的时候站在那儿，还不如我们一起锻炼身体。”我诱导说。
管教找我谈话，问：“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红光满面地回答：“因为我没有偷税呀。”
管教：“我们这里来了不少大官、重要人物，还没有见过你这么想得开的。”
我嬉皮笑脸地说：“因为我是——”左右张望一下，我用气声说，“因为我是——刘——晓——庆啊。”
羽毛球拍！还有球！
抬头一看，漂亮的管教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她轻轻点了一下头。
该我单独放风！
立刻爬下床板（监室就是床板），迅速穿上鞋，像往常一样踮着脚尖踩着猫步跟在管教后面，屁颠屁颠地溜出去了。
随着关押时间的延长，我也顺理成章地被批捕了——规定关押时间不能超过37天。出去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我已成为被世界遗忘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每次放风，上楼下楼抓着栏杆喘不过气，眼冒金花出虚汗，要歇好几回。
管教说，号里蹲久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果然，打起羽毛球来我时不时要扶着球拍面色焦黄地（还是苍白？看不见，是我想象的）休息，可是我的三脚猫球技仍然可以让从来没有打过球的管教东奔西跑大汗淋漓！常常是我打不动了，管教还意犹未尽。
举起羽毛球拍抬头看天。整个一通透的快乐！
在艰难的日子里，哪怕只是浮云一朵，也能给煎熬的人们带来喜悦。
永远忘不了，中秋节之夜，不是负责我的管教悄悄地给我一串葡萄。
永远忘不了，送饭的小伙子在门外轻声说：“是刘老师吧？好好保重身体！”
永远忘不了，同号的一位小朋友默默地和我一起用唇语学习英文，每天晚饭后我们一起在监室里来回踱步。
永远忘不了，我们几个同监室的约好，不管判了多少年，只要是出去了，就在某年某月某日某点整在高铁某某站台上见面，一言为定！
击掌！
每天晚饭后，会有一个小时的看电视时间。
小小的电视机挂在高高的铁门上面，犹如悬在天边。看着电视机里的画面，我不止一次地想，我再也不可能当演员了。喧嚣的往事如烟，随风而逝，已是翻过去的一页。
这天，我又被提审。
用被截短的梳子梳好头发，整理好衣服，像行将就义的烈士步出了牢房。坐下。锁好。
办案人员说我胖了些。我居然在他们面前笑了。
他们通知我名下的房产要全部公开拍卖，让我签同意书。我笑不出来了。不争气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我竭尽全力控制住颤抖，拼了命才说出一句话：“可以留下蛇口的房子吗？这是公司成立以前买的。”
明显地，我看到书记员的脸上充满了不忍。
“还有，要给靖军晓红留一套房子。”
我遭到拒绝。“不行。他们没有资格。”
我突然倔强起来：“必须留！他们是公司股东。我的房子，我要留给他们！我有19套房子！一套房子就够交税款和罚款的！”
接着我被通知，根据法律，我可以有一套生活必需的房子。
拿起笔，手就像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面描述的阿Q那样，抖来抖去终于摁在纸上，用尽平生的力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办案人员此时都走了进来，和我一起探讨给自己留哪套房子合适。长期相处，大家都多少有些感情了。看着我在他们手中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他们也多少有些同情。
其中一位负责摄影和拍照的女警官，从抓我那天就眼里闪着泪光。
审问时，她坐在后排。
当我满怀希望地问：“是不是过几天就放我出去了？”她在后面摆手，示意不可能。
当我在严厉呵斥下想把罪名承担下来时，她向我摆手，告诉我不要。
当我被告知文艺界要抓100个明星，而我是第一个，要我举报别的明星时，我立刻大声地说不知道。（我是影视公司的老板怎么会不知道些许“内幕”？）她在对面赞赏地点头，竖起大拇指。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是他们办案中见过的最有气节、最不可思议的犯罪嫌疑人。
我问他们：“有擦脸油吗？”号子里没有擦脸油，我的脸干得要命。
回答说没有，只有擦手油。
我说：“可以借用一下吗？”
擦手油放在了我的带锁的椅子挡板上。我用警官的擦手油往脸上慢慢涂抹。
这张脸让千百万人那么熟悉。想起来自己曾经是“晓庆牌化妆品公司”的老板，引领时尚潮流的大明星。人生无常，此一时彼一时。
我说：“房子我要留玫瑰园。”
大家都不赞成，七嘴八舌地说，玫瑰园你只付了定金，还欠着银行贷款，你没出去没准儿就被银行收了，又那么贵，你拿什么钱还呀？其他所有房子你都是全款付清了的，留一套别的吧。
“不。我就要留玫瑰园。”我再一次坚定地说。
那位女警官说：“不行，要是没有了房子你到哪里去住呀？”
“我出去流浪。”我说。
他们是心疼我。是啊，全家都进来了，所有财产已经被没收，房子也即将被拍卖，关上7年出去了老人家一个，分文没有，再没有房子，怎么活呀？
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也想到了这些。可是我怎么觉着靠自己的双手能挣到钱呢？过去在商海沉浮，不就是几经覆顶最后又靠自己的努力挣到钱的吗？
几天后，在例行谈话时，我在管教的办公桌上看到报纸：“刘晓庆的19套房产共拍卖661.1万元。”旁边还配有拍卖师举槌的威武瞬间和拍客们踊跃举牌的照片。
没有震动。没有惶恐。更没有哀伤。甚至，连愤怒都没有。
只是心里在想，怎么一共只有661万多？我的每一套房子平均下来现价都有近1000万了呀？
后来，那位拍卖师犯案入狱，罪名是“以支付公司中介费为由，先后贪污单位公款107万余元”，被判有期徒刑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