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参见（美） Michael Hatcher, Jay McDannell and Stacy Ostfeld:Computer Crimes,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 1999.国内众多的论著也对计算机犯罪的概念或定义进行了多角度的介绍和探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以下著作：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0—66页；赵廷光、朱华池、皮勇：《计算机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9—33页；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56—68页；陈兴实、付东阳：《计算机· 计算机犯罪·计算机犯罪的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0—23页。另外，顺便就计算机犯罪、电脑犯罪、赛博犯罪、数字化犯罪与因特网犯罪五个概念的关系在此作一说明：计算机犯罪、电脑犯罪、赛博犯罪与数字化犯罪意义相同，“计算机犯罪”多出现于大陆学者的著作中，“电脑犯罪”则多出现于台湾学者的著作中，而赛博犯罪和数字化犯罪乃分别由英文中的Cyber Crime和Digital Crime翻译而来，前者系音译，后者系意译。
至于因特网犯罪，其含义应窄于计算机犯罪，虽然自网络发明以后，因特网犯罪已成为计算机犯罪的主要形式，但仍然存在不属于因特网犯罪却属于计算机犯罪的单机犯罪。②该案发生于1958年的美国硅谷，系一计算机工程师通过篡改程序窃取银行的存款余额，但直到1966年才被发现。
（参见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页。）这或许可作为计算机犯罪黑数极高的一个例证。
据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由于计算机犯罪本身所固有的隐蔽性和专业性，加上受害公司和企业因担心声誉受损而很少报案等原因，实践中计算机犯罪绝大多数都没有被发现和受到查处，真正发现的只占15%—20%。（参见庄忠进：〈〈电脑犯罪侦查之探讨〉〉，载台湾〈〈刑事科学〉〉1995年第39期，第127—128页。
）③转引自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8页。④转引自周光斌：《计算机犯罪与信息安全在国外》，载《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3月，北京。
⑤转引自陈兴实、付东阳：《计算机· 计算机犯罪·计算机犯罪的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9页。⑥摘自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转引自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4页。
⑦参见于志刚：《计算机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9页。⑧参见吴起孝：《高智能犯罪研究》，载《警学经纬》1997年第3期。
⑨参见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页。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直到1997年才通过修订的方式增加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纯粹意义上的计算机犯罪罪名，而从前述所引文献对有关计算机犯罪的举例来看，除了包括那些利用计算机进行盗窃、贪污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外，还包括那些刑法虽没有规定为犯罪但对社会有较大危害性的其他违法行为和失范行为如制造计算机病毒等，因而这里的“犯罪”概念应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是从刑法学意义上来理解。
本文其他地方所使用和引用的“犯罪”概念，也有这种情形，敬请读者留意。（关于刑法学和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异同，可参看康树华：《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2—44页。
）⑩参见赵廷光：《信息时代、电脑犯罪与刑事立法》，载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⑾参见（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著，胡冰、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⑿请注意，立法虽然是预防计算机犯罪发生的重要手段，但只是之一，而不是全部。防治计算机犯罪的其他手段还应包括技术防护、管理控制、强化执法、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等。
有关防治计算机犯罪的综合思考，可参见以下诸书：蒋平：《计算机犯罪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257—323页；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84页；（美）劳拉·昆兰蒂罗著，王涌译：《赛博犯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7—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