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儿童是一个古老的、随着人类文明历史而出现的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考察历史，以为古罗帝国乃至中世纪，都是对儿童充满尊重，每个父母会像我们今天一样爱自己的孩子，那么这种说同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儿童的概念是较近才产生的。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时候，一个六岁儿童在工厂里的劳动，可能是一个贫穷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现代医疗技术还没有建立并普及的时代，母亲则尽力疏远自己的孩子，以让自己在儿童高死亡率的社会事实中，用更好的勇气来面对自己夭折的孩子。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别墅下水道中，今天的考古发现数具孩童的骸骨，已经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了。
因此，儿童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建立之前，始终是一个小大人的概念。他们担当的是和成人一样的责任和期望，他们被当成小型的成人，为家庭生存和经济努力做着贡献。
今天我们虽然有了儿童概念，给予了儿童应有的权利和独立的地位，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和陪伴也不像历史上那么冷漠，甚至认为，父母的陪伴是孩子成长中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能认识和认真对待儿童，依然延续着历史上，把儿童看成小型大人的认知路径。
今天，我们翻阅那些儿童专家们的著作，可以看到，在他们笔下的儿童，被分成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成长模式，而这些背后的思维模式，却依然是把儿童按照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其与历史上把儿童看成小大人的观念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把儿童看成还未长成大人的阶段。因此，幼稚、简单、不完整，成为描述儿童的专有名词。
按照成人的模式标准，我们评价着儿童，也给儿童灌输着这样的概念：你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大人，一个不完整的大人，因此你必须努力成长，不仅在身体上，还在精神上，像大人一样。
在这种观念之下，儿童的特点和天性和被忽略。我们常常看到的父母对儿童的指责，“你怎么能说妈妈死后怎样呢？”“你怎么能把钟表拆了？”“你怎么老是问个没完？”这些对孩子责备的背后，其实是告诉孩子，成人是不会谈论死亡这种晦气的话题的，也不会为了探明钟表走动的秘密而破坏财产，更不会无休止地问个没完，成人有自己的封闭答案，也有自己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因此作为儿童的你，只要知道这些答案就够了。
父母总是会从孩子无休止的问题中，心中兴起一股无名之火，这被看成是对成人权威的挑战。但是成人们却不知道，孩子的每个问题背后，都是对世界的困惑而进行的探索。
在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对话中，苏格拉底这种不断追问的探究过程，正是出于困惑精神。正是因为困惑，哲学家才不断探求困惑背后的答案，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这种疑惑感是哲学家的一个标志。哲学确实没有别的起源。”哲学的起源，是困惑，是对世界未知的挺进。而这种困惑，也同样是儿童的天性。
儿童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这问不完的问题背后不是出于无聊或者对成人权威的故意挑战，而是出于与哲学家一样的对世界的困惑。正是从这个角度，美国儿童哲学家马修斯认为，哲学家思考的哲学是对童年时代问题的再现。
因此，正是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可以称得上，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而每个哲学家都是对儿童时期困惑的再思考。
但尽管孩子是哲学家，却没有多少父母能有这种共识。因此，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从社会到家庭，都是不断地以标准答案的方式，为孩子移植一种封闭思维。哲学的思考过程本身，就是开放的，正如孩子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开放的，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正是因为没有标注答案，我们才有自由的空间。
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那么每个孩子同样都是神学家，他们对世界的困惑，基督教信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一种方向，孩子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但我们的教会，正如社会上所做的那样，为孩子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标注答案，那就是要孩子背诵教理问答，并告诉他们，凡是与这个问答不同的都是错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基督教在代际传播上的难题。因为在传统教会的观念中，同样一直没有儿童的概念，儿童被看做需要背诵教义的信徒，需要被灌输教理问答的准成人信徒。在这种概念的作祟中，儿童的困惑的天性自然被扼杀。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3-5)”耶稣对儿童的评价，在历史上的教会中，极少得到认真对待。
每个孩子都是神学家，我们不妨放下教义和教理标准答案，与孩子来一场开放的对话，让我们从中收获成长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