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常就是大片

那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深圳新的娱乐城“欢乐谷”开张典礼,请李治平去为他们拍照片。

李治平顺嘴告诉“欢乐谷”老板任克雷我来深圳了,任总一听很是高兴:“好呀,请她来参加我们的开业典礼!”

反正没有地方可以去,带着吃不下睡不着的疲惫和灭顶之灾的阴霾,逃亡中的我来到了深圳欢乐谷。

每分每秒,我都享受着国家元首的特级保卫:

睡觉时,房顶上、过道上、电梯里、大堂中、停车场布满了便衣;出门时,前后左右都是跟着我的车辆,浩浩荡荡,就像是总统出访。

欢乐谷究竟什么样?至今我都想不起来。只记得我当时戴了个大墨镜,从头到尾都没有摘,怕人看出我的狼狈和慌张。

任总一直兴高采烈地跟我介绍欢乐谷的各种娱乐设施,而我嘴上“嗯”“嗯”“是啊”“太好了”,机械地应酬着就像放录音。透过墨镜我却看见了好多便衣,好多耳塞,好多对着我的摄像机。有好几次我愤怒地盯着正在拍摄我的人,并且把手威严地指向他们,他们若无其事地把头转向一边,换一个方向继续拍摄。

还有的把摄像机放在胳膊下面,镜头对着我。

那天在欢乐谷,李治平拍了好多纪念照片,这些监视的情景异常清晰地在照片上呈现。

他们拍摄我的录像干什么呢?我实在想不明白。

哦,可能是怕我和谁交换情报吧?

可能是怕我趁热闹,伺机逃跑?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脑袋都满了。

那天,有一位香港朋友过来深圳看我,她顺便也来欢乐谷玩。我跟她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滔滔不绝。可是我选择在敲锣打鼓的队伍中间交谈,这样就不容易被窃听到,就算窃听也不会清楚。并且,我们的表情还做出很轻松开心的样子,远远看过来活像两个臭娘儿们在扯老婆舌。

没想到我久病成医,还学会了反窃听。

后来才知道,只要旁边有座机电话,身上有手机,说的话全都可以窃听到。于是,我们在商量事情之前,都要去掉全部手机的电池,拔下房间电话的插头,才开始说正事。要不就用笔交谈。这是后话。

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跟踪监视给我造成的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使得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直以国家的主人自居,从来离政治远、远、远的电影演员、私营企业的小老板我,每分每秒都处在神经高度紧张、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只有李治平觉得好玩,有趣。拿他的话来说:这一回是“大开了眼界”了。

过去只有在美国大片里才能看到的电影镜头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亲身经历,跟踪我们的人数车辆之多排场之大绝对第一次见到。尤其是时常出现正前方正后方都有车辆押送、左右还有两辆车与我们并行的奇观,在深圳堪称一景。

每次在电梯里除了我们其余全是便衣。许多次李治平都问那些距离我们非常近而且和我们面对面的人同样的问题:“你们是哪里的呀?”

每一次这些人都是神情木然地将目光转向别处,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既然不能潜逃出国,我决定还是回北京。

回北京去面对一切,与亲人们和公司共存亡。

这就是他们跟踪的目的吧。我想。

其实完全可以要求我、命令我、勒令我回京,还可以干脆把我绑起来押回去,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我看着都觉得太夸张了。

也许是抓不抓我还在讨论没有结果,又怕万一决定抓我又抓不到让我给跑了吧,所以先做个活动笼子软禁起来,就像是先把猪关进猪圈看看哪天宰杀更合适一样。我就是已经被关进圈里的猪,被宰杀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只能干等着。这就叫“坐以待毙”吧?

不。我当然还要“困兽犹斗”。

5月30日,《洛神》剧组将会在涿州拍摄三天大场面后关机,原计划我要去参加关机仪式,和大家举杯欢庆。

回北京的那天晚上,李治平把我送到深圳机场。照例几部车跟着一辆小奥拓,场面壮观而奇特。

来到机场贵宾厅门口,跟李治平握手告别。十分诚恳地谢谢他,在我最困难的日子,他不顾一切和我在一起,每天24小时地陪我,当我的免费司机,给我极大的精神安慰。

李治平对便衣们说:“不用跟了,她回北京去了!”

跟踪的人照样扭过头,照样像没听见一样。

回到北京,应该就没有人跟踪了吧?

一上飞机,立即就看到前后左右都有监视我的人。被跟踪的时间长了,练就了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能看出他们的与众不同来。

心立马就凉了一半。哦,孙悟空终究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啊。

回到北京。凄凄惨惨戚戚。交税交不成,公司已经瘫痪了,朋友们都离我远去。是啊,看着对我跟踪、监视的这个阵仗,绝对是大案要案无疑,谁愿意来蹚这道浑水呢?躲都躲不及啊。

那么,我做什么呢?

我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成天瞎逛。

自武汉、香港两次逃跑都未遂之后,我彻底放弃挣扎了。我开始了惊恐之中的“休闲生活”。

爬山、打球、喝下午茶、吃饭,偶尔会会完全不知情的朋友,听着她们大骂那些跟踪的办案人员,转头望去,看着他们若无其事地假装干些什么别的,深谙表演精髓的我不由得在心里阵阵苦笑。

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对我跟踪、监视,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开始整蛊他们。

我会突然吃饭喝茶到一半,放下钱站起来就走,所有“群众演员”也扔掉手中的东西,立即冲到门口,四处散开。

我们时而把车开得飞快,远远地甩下他们,让他们一路闯着红灯跟上来;时而在飞驰的时候突然停车去逛商场买东西,让他们几辆车刹不住跑到前面再大幅度地拐回来。

有时候我们突然去爬山。我们都早有准备穿了运动鞋,而他们猝不及防穿着皮鞋紧跟我们,鞋底和鞋帮都分家了。

后来干脆公开化了。反正大家都认识了。虽然他们来回换人,我们也知道是他们。就像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我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他们对阿峰竖起大拇指:“峰哥你开车技术太好了!”想不到居然这时候还有人表扬。

既然得到了肯定,后来我们开车出去再也不和他们飙车技了,出发之前先走到他们旁边,直接告诉他们我们要去的地址,给他们以方便。

有段时间是“世界杯”,如果晚上有直播,他们想看球赛,就跟我们商量:今天能不能早一点儿回去?我总是点头答应,仿佛我还是老板。

不,就是犯人,我也是罪“魁”祸“首”!

在羽毛球场,我会递拍子邀他们和我一起打,他们也欣然接过球拍在场上挥舞。晓红看到这样的情形目瞪口呆,大声地脱口而出:“怎么猫和老鼠在一起玩儿起来了?!”

打球有时到得早冒场了,就掏出扑克牌,打“双抠”,打“拖拉机”等球友。人手不够,也请他们来凑数,和我们一起打。

我和晓红两只老鼠拆开,分别和两只猫搭档,一只老鼠和一只猫一拨,对抗另一只老鼠和另一只猫。

每次我约人谈事喝茶,通常都坐在见不得天日的角落,前来赴约的朋友找不到我,他们会指点我在什么地方,还把客人引过来。

他们怎么知道哪些是我约的人呢?真是太厉害了。

有一天去凤凰岭爬山,为了甩掉他们我们爬得飞快,由于天气热,大嫂跟不上,中暑掉队了。当我们在山顶歇息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位穿着皮鞋气喘吁吁地上来告知我们大嫂不舒服了,他们已经把她扶到阴凉地带坐下,并且给了她水喝。

还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突然下起大雨来。正当没有雨具的我们被淋成落汤鸡狼狈不堪瞎跑的时候,他们把车飞速驶过来停下,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

水流水滴地上了车,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有看着窗外滂沱的大雨胡思乱想。

猫居然来接应了老鼠,老鼠竟然也上了猫的便车,这不是匪夷所思吗?

过了好久,我终于打破沉默问他们:“皮鞋坏了吧?”

他们说:“每双都坏了。”

我得意地无声笑起来:“怎么办?对不起啊。”

他们回答说:“没事。我们有经验了。车上都备了运动鞋。”

嗨!早知道他们备了运动鞋,我肯定会再出新招了!

就这样,猫把老鼠,送到了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有一件事我永难忘怀:

那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向跟踪我的人的头头倾诉衷肠。

每天朝夕相处,不知道怎么感觉他们挺亲的。人就是感情动物。况且我众叛亲离,自己都觉得自己够惨的。也没有人可以说话。

我告诉他我是因为公司偷税才受到这样的待遇,我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更没有叛国,我只是法人代表,财务我一点儿也不懂,税的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他们呢?

对方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

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好几个人都跟我的律师请求:帮帮她吧,你们快帮帮她吧。

说实话到今天我都挺想念他们的。想请他们吃饭、叙旧,可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究竟属于什么部门。

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有微信有微博吗?联系我……

尽管猫很同情老鼠,可是猫毕竟是猫,老鼠仍然是老鼠。

终于有一天,我成功地摆脱了跟踪。

在此之前,我和几个新认识的朋友进行了周密策划。

一切按计划进行。

那天上午,按照我们不成文的规矩,我告诉他们我去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下了车,我直接走向电梯。通常跟踪我的人都会比我稍微晚一点儿下车。

和计划中一样,我用身体挡着摁亮了电梯指示键,看也不敢往后看一眼,那几分钟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我觉得自己快晕倒了。

好不容易电梯门打开,我立刻蹿了进去,正好只有我一个人。

迅速关上了电梯门,摁了“B1”的提示键,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朋友已经按照事先的计划等在那里,车已经发动,车门大大打开。他假装正在清洁车子,一看见我他马上说:“坐后边!”

我一下子跌进了车的后座。他立刻拿了一块布把我披头盖脸地蒙住,汽车“轰”的一声向前飞去。

蒙在布里我在想,幸好平时坚持打球锻炼才有这么敏捷的身手,不然哪能在几秒钟内成功上车?

感觉到出了停车场到了大厅,拐了几个弯后朋友撩开黑布放我出来。我一边咳嗽一边问:“别人看见我怎么办?”

“放心吧。”朋友说,“只要摆脱了跟踪,就是鱼游回了汪洋大海,哪怕就在这个区,他们也找不着。”

我当然愿意相信他说的话。可是他忘了我是个大家对我的面孔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明星了。

我该怎样隐藏自己的面孔?脑子里飞速旋转,把外国电影中国功夫片中这方面的情景过了一遍。

易容术?不会。

戴面罩?没有。那样更加引人注意。

当隐身人最好。可是没有变成隐身人的药水。再说了,若干年后,返不回原样怎么办?

整形?来不及了。就是来得及,一进医院就会被认出来。然后大家奔走相告,谁谁谁来整形了,于是全体人员过来参观,拍照,要签名。这时候突然有人想起报纸上的新闻,于是悄悄走到一个角落,眼睛看着我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报告!你们要抓的刘晓庆在这里,正准备做整形手术……”

后果,不堪设想。

各种方案都否定了,最后大家同意,我藏匿在一个女朋友的家里。

她是著名的歌唱家,平时我们私交很好。本来我想躲在更偏远的农村,她自告奋勇说住在她那里,并且说越是眼皮子底下越安全。

她的公寓在亚运村阳光广场,一室一厅。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很舒适豪华。当时真的是来不及观察,记不得了。

她让我住主卧室,自己住客厅。我再三让她,她说她每天要在客厅玩游戏机到很晚,让我还是在里屋休息。

她真好。难怪我们一直叫她“雷锋妹妹”。

我不出门。也出不了门。电话不敢打,见人不能见,但凡物业或是任何人敲门我都身手敏捷一溜烟地躲进衣柜里或是床底下。等人离开了,她像叫猫咪一样地四处呼唤多次,我才灰头土脸地带着灰尘或是一只在床底隐藏得太久的拖鞋爬出来。

我没有心思看电视、报纸及其他。

她没有心情玩游戏。

每天无所事事地关在屋子里,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发愣。

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更不知道未来。

惶惶不可终日。当然是我惶惶不可终日,不是她。她只是心疼地陪着我,耗费着自己的大好时光。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其他的国际时事八卦新闻又没有心思去议论。我用刚买来的一个手机号码和晓红互发文字信息。朋友用她的座机跟外面通电话。

我的电话被窃听了,她的座机总不会被窃听吧?通话被窃听,发信息总不会被“窃看”吧?

后来很快就知道,我发的信息比通话还清楚,会在监视的大屏幕上显示出来,内容更加一目了然。

我还以为我用的刚买来的神州行电话卡是不为人知的新号码呢,殊不知只要用的还是原来的手机,通话内容照样被窃听。

而且,我的手机号码是新的,可是晓红的手机号码是旧的,是早就被窃听的。还有朋友的座机,我曾用手机的新号码和旧号码给她打过许多电话。她的电话已经被“感染”了。我这个傻瓜还暗自高兴认为自己聪明无比呢。

又传来消息说,有关部门已经把我的声音“挂”起来了,具体我也不太懂,大概是只要讲话超过一定时间他们就能准确锁定我所在的具体方位。

就跟看过的美国大片里一模一样。

待了三天,我们俩都觉得无聊至极。基本上不能和外界通消息,我觉得跟蹲监狱也差不多。曾经闪过这个念头:与其这样当“地下黑人”,还不如把我抓进去关起来,说话的人还多些。

再何况,这样躲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茫茫的白天,漫漫的黑夜?

大约是第四天吧?突然又有人敲门。

我赶快躲进卧室,把自己从头到脚蒙在被子里,朋友负责接待。

来的是修水管的。进屋后东看看西瞧瞧,然后很快就走了。

不好!直觉让捂得满身大汗的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他们一定是知道我在这里了,专门跑进来观察的。

朋友也被震住了。她认为我的感觉没有错。怎么办呢?

朋友掀开卧室的床垫,下面是一个空的大木头盒子,是用来装不用的被褥及洗好的床单被罩的。

“你就藏在这里面。”朋友说。她一边说一边爬进去演示给我看。

她趴进大盒子里面,脸和身体紧贴着盒子底。“就像这样身体放平,再把床垫盖上,有人来抓你我去对付,等人走了你再出来。现在你把床垫放下来。”她指示说。我把床垫放了下来。

须臾,我迅速打开床垫。“怎么样?”我问。我怕她没有空气会被闷死。

“没事,”她爬出来说,“有空气,闷不死。你进去试试。”

我爬了进去,像她一样趴在底下。朋友把床垫盖上,过一会儿又把床垫打开。

“怎么样,还好吧?”她问。

我抬头看她。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一组画面:当抓我的人打开床垫,看到我狼狈不堪近乎窒息地趴在那里,他们厉声喊着:“出来!”于是我手脚并用地从里面爬出来。

这样未免太不光彩了吧?好歹我也是个大明星呢。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深刻认识到我国的高科技发达得很。过去只能在美国大片里看到的情景,我都亲身经历过了。屋子这么小,他们绝不会找不到我的,这个方法不行。

研究来研究去,决定还是离开这里,到更安全的地方。

我的朋友“噼里啪啦”地往外打了好些通电话,我也发了无数条文字信息给下一站接应我的人,手指头都抽筋了。

当然,这所有的信息及通话全都被放到专案组大屏幕上,被所有监视人员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这是我后来被抓进去了才知道的——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浑球儿。我这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猪!

我决定立即行动。今天晚上就走。

朋友说:“先别忙,我去下面观察一下。”

她出门,没看到人。

再进电梯,也没有人。

再下到大厅,有一个人在传达室,根本没看她。

再走出大厅,假装伸懒腰打哈欠,四处张望,终于放心地回来了。

“我全都看过了。没有什么可疑迹象。”她说。

“那我们就快走!”我站起来。

我戴上帽子,脸还是挡不住。再戴墨镜?不行,黑天还戴墨镜,一看就有鬼。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那一瞬间强烈地希望整容。如果像我拍的《火凤凰》女主角那样把自己整成另外一个人,谁也认不出来多好!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没办法,只有戴上帽子就出门。

“不怕,真的没人。”朋友安慰我。

蹑手蹑脚贼头贼脑的我们来到了大门外,一眼就看到了事先说好来接我们的车。三步两步窜进车中,车子轰然发动,顺利出发了。

我们都拍起手来。“哈哈!我们又成功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换了新地方,他们更找不到我了!哇!我们好棒啊!”

下雨了。

暴雨。

越下越大。

“我们好像被跟踪了。”开车的朋友说。

车内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我往后看,有车!凭我的经验一看就是跟踪的,毫无顾忌地开着大灯照耀着我们。

再往右看,也有车!

再往左看,也有车!

两辆车和我们并行。

朋友加大了油门。

可是几辆车跟得非常紧。风雨交加,雨刷的声音格外刺耳。前方又出现了两部车,它们一起向我们逼近、逼近,缩小包围圈,车灯耀得我们睁不开眼睛,马上就要和我们撞上了。几部车加上我们的车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发疯似的奔驰,那种景象之恐怖,之惊心动魄,仿佛是到了世界末日,我觉得我们会被挤死,挤扁,挤成肉酱,我们全体尖叫起来!!!

无路可走!紧急刹车。我们只有停下来了。

几部车也停下来了。把我们围在了中心。

我虽然敢作敢当但还是灰溜溜地走出了车门,垂头丧气地站在马路当中,就是一只淋得透湿、几根癞毛贴在身上耷拉着尾巴的老鼠,在强光照射下,等着他们来抓我。

我的女朋友一出车门就大喊起来:“干什么呀你们?追我们干吗?出了车祸怎么办?你们赔呀?赔得起吗?”

没有人说话。

朋友仍然在大喊大叫。突然有个人说:“还喊啊?再喊把你送到拘留所!”

“你抓呀,抓呀!”朋友天不怕地不怕,还是不依不饶。

我赶紧拉她一把。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威胁,他们会那样做。我不能再害她了。

朋友不出声了。没有人出声。可是,怎么没有人来抓我?

没有任何人过来抓我。甚至,没有人下车。

所有车辆都静静地停在雨中,他们在等待什么?等待下命令,开枪吗?哎呀难道我就会这样死了吗?这样的逝世,当然不是重于泰山,绝对是轻于鸿毛。

透过猛烈的雨雾,仰头望着黑沉沉的天空,我长叹了一口气。分不清脸上是汗水雨水,还是委屈失意的泪水。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就这样,在几部车的护送中,我回到了玫瑰园。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天罗地网的罩子里。

又开始了被跟踪、被监视的日子,心里反而坦然了。和“地下黑人”相比,至少我可以和晓红及朋友们在一起,比那些空虚寂寥暗无天日的生活好一些。

“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我说。

朋友都深深地叹气。我知道他们是在想我怎么会那么笨,好不容易跑了,这么快又被“送”回来了?

我的两只京巴小狗妞妞、冬冬还在花园里,黄昏时的凄风惨雨吹得它们毛发乱飞,因为逃亡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看到我都激动得喘着粗气,呜咽着飞奔而来,乱扑乱抱,舔我的手、脸,它们的眼睛上下竟然挂满泪痕!眼看着家破人亡、物是人非,心痛的感觉不能自拔。

最令人难忘的是几乎从不叫唤的妞妞仰天长啸,像一匹小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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