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追堵截回来的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怎么再一次逃跑。
要不在黑夜中我假装上车，在打开车门的一瞬间跳进草丛中？
不行。经过这次摆脱跟踪的事件后，他们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么大的动作肯定会被立刻发现，抓住我是太轻而易举小菜一碟了。
再不就在玫瑰园卫生间里挖个地道，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出去？
那更不行。时间太长了。得要一年多吧。不对。得两年，三年！我哪里还有三年的时间啊？至少得挖好几百米。恐怕还不够。而且我的方向感那么差，到时候我愚公移山一样打开洞口钻出来，正好出现在围困我的办案人员面前，岂不是马上刷新吉尼斯最蠢逃犯纪录？此前，就有一个美国的被关押犯，花了几年时间从自己监室挖了长长地道，终于得见天日，发现自己站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
跟踪我的人已经全部换了。他们肯定受到严厉批评了吧？或许是挨了处分？我真的觉得好对不起人家。是我利用了他们的同情心，把他们坑了。
新换的人格外严肃。他们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地跟着我们，从不和我们搭讪，当然就更别提和我们打球打牌了。
我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也有好些人答应帮忙。还有好些人主动来找我，各式各样的要求，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有。
我又大开了眼界。
有的人说只要我付100万，就保证把靖军和方利弄出来。我问他拿什么保证啊，对方说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并且这100万要先付。
还有的要150万，可以把我的信拿去让中央领导批示。我说批示把我们放过呢还是批示“杀！”“抓！”呢，他说那他可做不了主，要看我的信怎么写，领导怎么想。
最主要的是我们给靖军和方利找不到律师。
且别说我现在的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就是还有万贯家财倾尽了也没有律师敢帮忙，肯帮忙，能帮忙。只要和任何一个律师接触，有关部门就会给这个律师一张传票，要不就把他的所有账本抱走去严查。还有的律师明确告诉我，找什么律师都没有用，这件事不是律师解决得了的。
那天，我刚刚走进一个律师的家，跟踪的人迅速把他的房子团团围住。大门口，窗户下，院子里全都是人！吓得律师一家面无人色。
看到这种阵势，陪我去的朋友把我叫到一个房间，关上门，异常严肃地对我说：“这绝不是一般的税案，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是不是和什么人什么大事件牵连上了？”
我仔细想了想，没有啊。
“也许有关部门不了解情况，把你冤枉了？”再问。
“也有可能。不然怎么会对我这么兴师动众？”我又想了一下说。
匆匆走出了律师家小区的大门，律师追了上来。他告诉我说已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让他去交代问题，他不能够帮我了，真的很对不起。听到他哽咽声音的同时我看到他眼里的盈盈泪光。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是啊，怎么能让这些无辜的人陪我一起牺牲呢？
回到家里，我把所有的电话本、名片簿找了出来，所有的名单都看了一遍又一遍，仔细回想了与他们的关系往来及所作所为。结论是，我没有任何不法行为。没有一分不义之财。
我不仅没做过非法之事，我还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自己是个伟大的女人。
从古到今的名女人据我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靠男人上位的。她们站到伟人的肩膀后应运而生，得到了宠爱，拥有了权力。聪明智慧有才华的就可以改变历史，像武则天、慈禧、萧皇后……时势造英雄，英雄再造时势。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任何潜规则。我的事业源头不是来自于和男人上床。尽管我不是贞节烈女，我的婚姻没有从一而终，但是我每一次恋爱，都是感情至上。而且我简直就是大腕的摇篮。
当年，陈国军为我离婚的过程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他离婚之后，一直以为我这个红遍天下的大明星只是偶尔出轨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和他开始认真在一起的事实，而我对他不惜牺牲一切来追求我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要还给他失去的所有成了我奋斗的全部。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在长春工作的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停止了他的工作。刚离婚时的喜悦很快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他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
因为离婚，陈国军在圈子里臭不可闻。
我成天东跑西窜，动用一切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带他出去“走穴”，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他比我唱得好，并且在“走穴”中显示出他的管理能力，可是这对电影界丝毫没有影响。
可是我发现了他的导演才华。那就让他当导演！对，拍一个好电影给大家看看！
我马上提出我喜欢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建议他就拍这部影片作为杀出江湖的开始。
我来主演。肯定有票房！
我马上去找钱。从来不趋炎附势不惧权贵的我，开始一看见谁像是有钱的，就马上笑容可掬地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条件是陈国军做导演。我的条件和我一根筋似的执著，不知吓退了多少对我有爱慕之心的人。
直到最后我碰到了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
在香港新华社举办的一个酒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袁庚个子很高，像一座山。我仰脸看着他，脖子有些发酸。
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
他第一句话就说：“可以，在500万以内。”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只要150万！”
我们都笑了。
踮起脚尖举起手我与他拉了钩，这件事已一言为定。
十年以后有朋友说：“哇，晓庆，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做独立制片人的是你！”我马上制止他。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独立制片人，甚至我都不想主演这部影片。我只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只是为了陈国军做导演。别说做这么点小事，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恨不得用我所有的辉煌来换取陈国军的成功！
姜文，我们搭档合作，主演了三部电影：《芙蓉镇》《春桃》《大太监李莲英》。在长期与姜文的合作中，我感觉他是为电影而生的。尽管他毕业于戏剧学院并且热爱舞台。
《大太监李莲英》之后，姜文在寻找他喜欢的角色。而我却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尝试做导演。每次都被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目前的导演能力有怀疑。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演员，不能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要不就站着，要不就干脆趴下。
我所知道的姜文每部影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导演创作，时常无意中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他喜欢睡觉，摄制组时常在他到达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导演或是副导演替他走位打光。可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会毫不留情地推翻已弄好的一切，提出新的方案。而这新的方案尽管要造成道具、时间、人力的浪费，却又使全组人都觉得非常高明，不得不重新来过。
每当这些时刻，我都觉得既然这么费事还不如自己导戏。像他这样主观意识这么强，只有做导演才会真正有天地去纵横驰骋。
姜文十分动心，可又一再犹豫。他说：“不会有人给我投资的。”我点点头说：“是比较难。也许非常困难。不过我可以去想办法。事在人为。你现在就选题材。”
在拍摄台湾中国电视台的电视剧《风华绝代》期间，我们天天选题材。后来，他选定了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
在开始写剧本的同时，我们确定了影片的名字《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主张编剧署上我的名字，被我一口拒绝了。我说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我从不贪天之功为己有。
姜文说，女主人公虽然是照你的模子写的，可你恐怕演不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的成功，又不是我自己要演戏。
影片需要100万美金。这在当时中国电影的制作成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第一次做导演的姜文的影片来说。
我立即寻找影片的投资人。没有人相信姜文能导戏。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可是我有。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姜文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导演10年。我说晚了。做导演就得年轻。
昆明朋友郭总借给我300万元，作为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第一批资金。这笔贷款至今我没有归还，他也从来没有找我讨要过。
首期拍摄款很快用完。那时，正是我遭遇商战滑铁卢、所有资产几乎清零的时候，《阳光灿烂的日子》摄制组已开工得如火如荼。千军万马驻扎在某招待所，机器、胶片、人工、场地……每一天都张开大嘴需要钱。
制片主任二勇天天打电话向我告急。我天天打电话四处催钱。
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着急过。救场如救火，形势异常紧迫。是我竭力劝姜文当导演，他听我的话当了导演，是我拍胸脯找投资，并且他相信我找到了投资，影片才正式开拍。可是此时，我陷他于不仁不义、四面楚歌的境地……
摄制组的投资成了当务之急。扔下所有的公司业务，我又奔走于各位商家之间。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派出手下得力干将四处游说。
不断收到会计的电话：“老板，账号上没有多少钱了，二勇来了给不给他？”
我总是咬牙回答：“给！”
我账号上显示的数字已是零。
我每日每夜睡不着。找遍所有的银行，银行贷款全部冻结。抵押也不行。
一跺脚一咬牙，对晓红说：“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
“干吗？”晓红警惕地问。
“少啰唆，拿出来！”我粗暴地吼。
晓红委委屈屈拿出了她的存折。我一看不够，接着又问：“妈妈的存折呢？还有谁有钱，全都拿出来！”
全家人都交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取出来。交给二勇！”我说。
二勇飞速跑来，取走了所有的钱。不到一小时，这点钱就消化在那无边无际的债海之中。
最后下了狠心，让二勇把留着全家买菜买米用的10000元钱取走。
晓红哇哇大叫。我置若罔闻。家里眼看着要揭不开锅了。晓红哭着说：“拍电影干什么嘛？现在吃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嘛？还拍那些鬼电影！”
那10000元是我从她紧紧攒着的拳头里抠出来的。
晓红说，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发愁过钱的事。
紧接着我宣布从即日起吃素。并大谈多吃青菜的好处。
文隽，香港著名电影人、出品人、制片人，接下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发动文隽为影片投资，他投了。他是除了我以外第二个相信姜文导演的人。
我一生光明磊落，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获得成功。尽管我和许多杰出人士世界精英有交往甚至是好朋友，我男友的数量也不唯一，但从没有什么猪拉狗扯之事，更从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跟任何人有任何放不出台面的勾当。
伟大的女人，是水一样的女人。如果你在低谷，我便涌来，温柔地围绕你，拥抱你，给你温暖；你在高处，我便退去，让你独自闪耀光芒。